文学是在瘠薄的土地里求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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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与钱钢聊天，说起多年来希望推动的报告文学写作，却限于资源，一直毫无寸进。钱钢说那你应该和柴子文谈谈，他们“文艺复兴基金会”也在推动非虚构写作。
　　稍后有一天，柴子文就和我联系上了，我们谈了半天，发现很多事情大家都想到一起去了。
　　在文学气息奄奄的今日，志同道合者未免要相濡以沫。就好像我平日在地铁里，看到一个年轻人捧着一本砖头一样厚的书在读，就有一种想要冒昧地上前介绍，将他视为知己的冲动。
　　听说内地的报告文学长久以来已经被了。有些人用报告文学的名义，收了钱为企业大户写的文字，以致报告文学离它们应该报告的越来越远，变成有中国特色的有价有市的新文类了。于是真正想记录历史、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家们，便以“非虚构写作”来取代报告文学，以正视听。
　　两岸三地的文学圈，唯有的非虚构写作最薄弱。上世纪十年代，内地的报告文学曾经独领，当年涌现出一批著名的报告文学作家，涌现一批能的好作品。内地原有的作家体制，为报告文学作家提供了广阔天地。他们大多是职业作家，每月领工资以外，还有差旅费报销，采访时得到地方机构的配合，写作时间从容，在松动的年月，各种精彩的题材可以选择，当年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大量涌现，用今日流行的说法，是“井喷式”的。
　　（在书店里阅读的女读者）
　　十年代我服务的天地图书，也引进不少内地的报告文学。比如张正隆的《血白雪红》，写国共两军在辽沈战役中的对峙，因采访资料太丰富，令人读来如身历其境。后来龙应台写《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也采用了他一些资料。
　　另外还有一部战争题材的作品，是邓贤的《大国之魂》，写中缅边境的对日抗战，热带雨林中实力悬殊的厮杀，中国远征官兵的悲壮血，让读者第一次接触这个长期被遮蔽的历史现场。
　　中华书局也将钱钢的《大地震》介绍到来。他后来的《大清留美幼童记》是在完成的，可以算是的报告文学，可惜又不是写。
　　至于，上世纪九十年代，陈映真主编了一本报道文学（的说法）月刊《》，当时在文化圈也很受重视。这本以丰富的图文记录社会现实，触摸的边界，以陈映真的抱负和理想，深入接触的和处境的课题。的报道文学，显然也远远走在前面。
　　（纪录片《消失的记忆：九龙寨城》中的旧时印象）
　　缺乏非虚构写作的土壤，并不是缺乏题材。恰恰相反，身处华洋杂处之地，多年来在夹缝中，上遭逢巨变，世界风起云涌，文化又往往得风气之先，寻常巷陌里藏龙卧虎，各方长年交手，形成一个剑拔弩张、英雄辈出的民间江湖。这里的故事就是历史的侧影，这里留下的人物踪迹，就能概括历史的变迁，只要有人写，题材任选，取之不竭。
　　但偏偏没有非虚构写作的土壤，虽然整个文学就是在瘠薄的土地里求存，但非虚构写作更连立足之地都罕有。写诗写散文写小说，都可以是个体户生产，一支笔一张书桌，只要有饭饱肚，就可创作，但非虚构写作需要作大量采访，没有适当的资助，一般作家很难负担得来。一个作家花一年时间，没有任何收入，还要付出很多无法预见的开支，去采访和搜集资料，然后再用一年时间把作品写出来，之后连出版都有困难，更别提靠版税来过日子了。这样的写作状态，除非有优渥的家庭背景，有崇高的，否则是办不到的。
　　董桥说“新闻是历史的草稿”，其实非虚构写作更是历史的草稿，它甚至比新闻还更深入和全面。就一个课题，有不同角度的切入，有宏观的视野，也有微观的细节；有新闻的高度写实，也可以带进一定的立场和感情；它可以对某一现实事件有褒贬，也可以提出问题而不给答案。
　　有非虚构写作的丰沃土壤，就是欠缺足够的社会支援。我曾经与艺术发展局、民政事务局和不同基金会的人士谈到这件事，对方都同意应该为这方面的耕耘做点功夫，但到最后，煲的都是“冇米粥”。
　　一个如此丰富的城市，身处如此多变的时代，它的往世，既有神秘感，也有性，这里的故事令人神往，这里的人各具风采，但是，人们凭什么来记忆它呢?在全球化的时代，一切都稍纵即逝，今日不知明日事，现实的碎片不堪拾掇，如果能有一些高质素的非虚构作品留下来，日后人们谈起，就会有一些凭据。就如我们想起大地震，就想起钱钢，想起国共内战，就有张正隆，想起一九四九，就有龙应台。
　　他们未必十足地呈现那段历史，但因为他们如实记载了丰富而生动的现实，使那些历史不是呆板的教科书上的数字和文字，而是可以触摸的活生生的人，和他们悲欣交集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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