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双舟：近代法律监督思想的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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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以监察为主体的法律监督制度是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一大特色，它源远流长，几千年来一脉相承，从未间断，这是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法律监督制度无法比拟的。随着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独具特色的法律监督制度也了其近代化的进程，这一进程首先是从法律监督思想领域开始的。
　　刘双舟教授
　　以监察为主体的法律监督制度是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一大特色，它源远流长，几千年来一脉相承，从未间断，这是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法律监督制度无法比拟的。随着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独具特色的法律监督制度也了其近代化的进程，这一进程首先是从法律监督思想领域开始的。
　　一、睁眼观察世界，
　　早在鸦片战争前夕，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地主阶级派通过东的比较，就已经开始了对清朝的和法律监督制度揭露和，并且要求学习，整顿吏治，落后的和法律制度。
　　鸦片战争以中国的失败而结束。中国的失败有复杂而又深刻的背景与原因，而缺乏对的了解、盲目自尊自大则是中国惨败的最直接的原因。当时的知识对此已有切身的感受，故在开战之初就呼吁加强对的研究和了解，成为近代中国最早开眼看世界约有识之士，其中尤以林则徐最为典型。林则徐虽然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接受了传统的封建教育，但他却突破了封建的“用夷变夏”、“事师夷狄”羁绊，成为了站在历史潮流面前的者。早在鸦片战争前，他就开始冷静地观察世界，试图在对比中寻求启迪和出。他在广州鸦片期间，为了知己知彼，天天派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并且购买的。1836年慕洛著的《世界地理大全》刚在伦敦出版，他就让人翻译中文，并以此为基础编成《四洲志》，该书介绍了世界五大洲30多个国家的地域和国情，林则徐因此被誉为中国“第一个开眼看世界的人”，成为中国近代改良主义思想的。他还利用封疆大吏的条件，广泛地招揽人才，翻译西文书报，然后根据实际斗争的需要整理成专辑以供内部参考，并将部分内容附在奏折中给道光看。林则徐还是较早关注的议会制度，在其组织翻译的《四洲志》（1841）中的有关记载，述及了英国的议会制度，当时称其为巴里满。这些资料成为中国人真正用功夫研究世界的一批最早文献。
　　魏源的《海国图志》对中国人了解议会制度起了很大作用，其中征引郭实腊的《万国地理全图集》（1838）、马礼逊的《外国史略》等书中关于英国、美国议会制度的内容。他认为，的议院制度可以收集思广益、制衡君主之效。他说：“议事听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众好好之，众恶恶之，三占从二，舍独徇同，即在下预议之人，亦先由公举，可不谓周乎”。他赞美美国总统由选举产生，而且四年更换一次，“可不谓公乎”。他特别推崇“不设君位”，只立“官长贵族”来治理国事的，是“西土之桃花园”。基于这种认识，他指出中国只是世界的一部分，而不是世界的“中心”，中国也不是什么万般皆上品的“天朝上国”,而在许多方面落后于西洋诸国。并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口号，认为中国不能盲目自大，主张学习的先进之处，通过“师夷”去“制夷”。
　　梁廷柟非常留心时政和注重观察外国史事，他于1846年将他的四部史地志合刊出版，定名为《海国四说》。书中介绍了美国的总统制、选举制、联邦制、三权分立以及英国的。对英国议会的介绍，从内容到行文都比《四洲志》详细，该书介绍道：“英吉利自开国时，已有五等之爵职。最尊与王共事，统称之曰国政公会。兵役、税饷必集民议之。”他特别介绍了英国历史上的《大宪章》，认为它是英国立宪制的历史渊源。梁廷柟在介绍的制度的过程中，已经开始意识到美国制度的运作和选举制对总统的监督与防止的作用。
　　曾任清官僚的徐继畬于1848年编辑出版了《瀛環志略》，他在书中高度称赞美国的制度。他讲到：“美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户口十年一编，每两年，于四万七千七百人中，选才识出众者一人，居于京城，参议国政。总统领所居京城，众国设有公会，各选贤士二人，居于公会，参决大政”。徐继畬还非常敬佩，他描述到：“，异人也，少有大志”；“顿既定国，谢兵柄欲归田，众不肯舍，坚推立当国主，顿乃与众曰，得国而传子孙，是私也。牧民之任，宜择有德者为之”；“（顿）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为称首哉”？[1]
　　19世纪40年代问世的上述出版物，虽然内容主要侧重于对制度介绍和赞美，但是这些著作对后世的变法者具有非常重要的启蒙作用。
　　作为地主阶级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和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前驱的龚自珍，对清朝的和法律制度的弊端作了深刻的揭露。龚自珍是“经世致用”之学的主要代表者之一。他同魏源一起，是清末学术思想上“开一代新风”的著名学者，当时人们并称“龚魏”。龚自珍死于鸦片战争的炮火声中，比林则徐、魏源过世较早。但是，他的思想分明地反映了他所处的变乱时代和转折时期。在封建社会解体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开端时期，他是地主阶级知识中眼光，思想清新，具有较为鲜明的进步倾向的思想家、爱国者，维新思想的前驱之一。鸦片战争前后，龚自珍思想的较有意义的两个方面是社会思想和社会主张。中心是贯穿着对国家、民族命运与前途的忧虑，初步提出了某些的，在当时和对后来都有一定的影响。
　　在龚自珍晚期的整个思想中，鞭挞封建的社会思想占有较为突出的地位。他当时所处的时代、社会以及个人的际遇是使得他有勇气去指陈时弊，讥议朝政，论说世运，希求。龚自珍生当封建，社会的沉落与行将移易，促使他不即旧思想的藩篱，而转向新的道的探求；由于封建制度的内在矛盾，连绵不已的农民起义风暴对清王朝的不断冲击，引起他对封建制度的命运的隐忧；而三代京官的家世，使他有条件较为熟悉阶级上层的内幕，他本人在上的坎坷不振，也使他内心里怀着对执掌的官僚的不满。
　　龚自珍的社会思想反映在许多方面，也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种具体问题。其锋芒所向，主要是集中在对封建社会的危机和封建阶级的揭露。龚自珍较为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王朝面临“”厄运的严重危机，以及封建官僚的、。他从耳闻目睹的大量事实中，多少猜测到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指出：“乱亦竟不远矣”。他从自己坎坷不平的一生境遇中，朦胧地意识到了的封建造成了全中国的沉闷、人材的，以及对人民大众的沉重压抑，从而憧憬着社会的大变动，寄希望于祖国在变乱中焕发生机。
　　更法、改制，是封建制度面临严重危机时，地主阶级派所能提出的中心主张。龚自珍继承了历代封建思想家更法、改制的思想，赋予它以若干新内容，反映出一些时代特色。早在青年时代，龚自珍就与封建派相径庭。他激烈反对“拘一祖之法”，认为“一祖之法无不敝”。变更是势所必然的。，他引用《周易》中“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话，了那种死抱着“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观念和一切“率由旧章”的陈腐迂见。认为这些老的是应当抛弃的。龚自珍以王安石为榜样，主张以变更、旧制为“医国”的药方，实行“自”。一八二九年，他在京参加殿试，写了贯穿的《对策》一文，不为朝廷采纳。他无限感慨地写了《己丑殿试，大指祖王荆公上仁书》。诗中写道：“霜毫掷罢倚天寒，任作淋漓淡墨看。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抒发了他以王安石的《上仁书》为范本，寻找救国的丹方灵药，以“医国”为己任的抱负。龚自珍针对日益的封建，提出了修订封建礼仪制度，变通以资格考官的陈规，加重内外大臣的三项主张。他认为这样就可以吏治的败局，达到医治病国，“以俟踵兴者之改图”的目的。在修礼义、变科考、重臣威三项主张中，核心是把皇室分移于臣吏，对君权做某些，提高行政效率。他封建主义的，带来了大小士气不振，苟且偷安，敷衍塞责，吏治敝坏。不加，无法改变国运衰微的局面。龚自珍从进化的历史观出发，认为，“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在历史转折、社会大变动的时期，能够一反理学家们顽旧的陈腐观念，尖锐封建主义时弊，提出了更法改制，和学习的初步维新思想，客观上反映了资本主义要求进一步向前发展的趋向。也正因为这样，龚自珍为后来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所推崇，把他看作变法维新思想的，承认他的思想的积极影响。梁启超说过：“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龚氏之一时期”。可见，作为开一代新风的思想家，龚自珍的思想，对后世起了启蒙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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