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讲真话的身体力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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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载安装Flash播放器《随想录》的痛苦解剖
　　巴金虽然是中国作家协会，可是他晚年却好几次在公开场合说：“我不是作家。”上海市作协副赵长天从1985年从事作协行政工作后，开始和巴老有了接触。“怎么作协会说自己不是作家呢？”赵长天告诉本刊，一开始他感到很奇怪，但是慢慢开始明白巴金的说法。“老人家并不是在自谦，他写作不是冲着作家这个职业来的，而是他一直想到达内心追求探索的理想社会，只不过写作成为他最好的表达方式，终生未变。”
　　巴金不辞，性格内向，一口四川话说起来讷讷的，外人初听起来有些费劲。或许正是因为不辞，他特别珍视文字的表达。在“”中，巴金无法提笔创作，翻章也不可能发表，但他每天翻译几百字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
　　1977年能够重新开始写作时，巴金已经73岁。他给自己订了一个写作计划：一、每年写一本《随想录》；二、写两部反映知识在“”中的小说；三、写一本《创作回忆录》；四，把一百几十万字的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翻译完。侄子李致对巴金的计划有些不同看法，他劝巴老，应该抓紧时间创作，翻译的事情可以往后放放，甚至让别人去做。巴金很少，却依旧没有放松翻译。直到后来李致看到巴金的《一封信》，里边提到他每天翻译几百字，“仿佛同赫尔岑一起在19世纪俄罗斯的暗夜里行，我像赫尔岑尼古拉一世那样‘’的，我相信他们的日子不会太久……”在《〈往事与随想〉（第一册）译后记》中，巴金说道：“我的经历虽然简单，但是我的心里也有一团火，它也在燃烧。我有感情要，有爱憎需要倾吐。我也有血有泪，它们要通过纸笔化成一行、一段的文字。”
　　与外表的温和寡言相比，巴金的内心仿佛有一锅烧热的油，随时就要泼泄出来。他重新提笔之后第一篇文章就写道：“我即使饿死，也不会灵魂，要求他们开恩，给我一条生。”年老的巴金，仍然生活在斗争的噩梦中。研究者陈思和原以为所谓噩梦只是老人的一种文学修辞手法，但是后来才从巴金家人那里得知，老人真的时常噩梦缠身。“这是一笔心灵上的欠债，我必须早日还清。它像一根皮鞭在我的心，仿佛我又遇到50年前的事情。‘写吧，写吧。’好像有一个声音经常在我耳边叫。我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了，我不愿意空着双手离开，我要写，我决不停止我的笔，让它点燃火狠狠地烧我自己，到了我烧成灰烬的时候，我的爱，我的恨也不会在消失。”
　　在比巴金晚一辈的诗人邵燕祥看来，“后来回想起来，其实当时内心真正痛苦的，是受过近现代启蒙思想熏陶的知识，因为他们有基本的、、法制的观念，‘’中让他们地常痛苦的”。巴金一直没有否认他的思想由爱国主义、主义和无主义三部分组成。早年的思想启蒙使他一直梦想着：“在我的心灵中有一个愿望：我愿每个人都有住房，每张口都有饱饭，每颗心都得到温暖。我要揩干每个人的眼泪，不让任何人落掉别人的一根头发。”侄子李致向本刊分析说，这些超越党派之上的大同理想，其实几乎是空想社会，巴金自知这样的社会很难实现，但是他仍然觉得需要付出一生的努力，来接近自己的理想。虽然经历了“”，不管对朋友怎样看待，巴金在任何时候都真诚地帮助他们，彭新琪评价道：“巴金一直很有，他那么长时间的建立在真诚、厚道上，对任何人都是帮助的态度，有作品来就想发表，没有成见，从不在背后讲别人的，就是一个‘爱’字，朋友们于是都很尊重他。”
　　巴金晚年照片
　　《随想录》最初在《大公报》上发表时，编辑潘际垌经常拿到稿子后，激动地给好友黄苗子看。“那时候基本上是‘伤痕文学’，大家回忆在半步桥、在秦城里的，突然之间看到巴老这种正气，掏心底说的话，和我们想说又没有说出来的话一样，我们是边看边流泪。”巴金敢于说话，“但不是凭感觉说话，而是冷静地经过思索和实践后说出来的话，所以非常有分量”。
　　晚年的巴金更加以托尔斯泰为自己的榜样，毕生追求一个讲真话的知识的社会理想。对于式的《随想录》，他曾说：“我不把它们倾吐出来，清除干净，就无法不做噩梦，就不能平静地度过我晚年的最后日子，甚至可以说我永远闭不了眼睛。”巴金生前一直呼吁建立“博物馆”，希望后人不要忘记这段脱离正轨的历史。
　　重新提笔后，巴金写了80多万字。李致告诉本刊，巴老患帕金森症，几次骨折，举笔似有千斤重，可是每个字都要自己来写。如果目睹巴金写字的艰辛，便会理解这些字句都是他内心的呼喊，直到生命最后一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巴老和他散步时曾提到，如果自己身体不行了，希望能够安乐死。95岁后他无法自主控制的身体和的头脑，对老人实际上是个，他已经很难表达了。病痛中的巴金曾经地说，“我为你们而活”。华东医院成立了保巴金百岁小组，躺在病床上的巴老在101岁之后再次病危，家属和医院都希望放弃抢救，最终得到了中央有关部门的同意。一直到老人去世前，家人还在替他用“李尧棠”的本名捐款。光是最后十来年老人家给“希望工程”的捐款，就超过50万元。
　　1958年“”中，巴金又一次街头散发
　　无主义者的被
　　实际上，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巴金基本上是在谨慎地沉默。巴金早年反封建的作品曾把无数年轻人带进了队伍，但他并不隶属于某个政党。新中国成立后巴金没有领过工资，靠稿费生活，他仍旧希望做一个的写作者，保持“人的思考”。但是在起伏的中，身处其中的巴金既不了当时的，又不愿陷得太深。他超越政党之上的爱国主义，最初试图对新保持局外者的冷静，却终于被各种运动深深地拽了进去。
　　新刚开始并不完全信任他。据说，巴金和胡风是上海最晚接到首届文代会邀请通知的人，他当时担任的是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委员、上海文联副等虚职。但他的旧作并不是像沈从文那样被通知毁版，相反却在他与兄弟办的出版社中大量再版。与那些争着自己的人相比，40多岁的巴金只是不痛不痒地做了有限的一点：“时代是大步地前进了，而我个人却还在缓慢地走着。在这个新的时代面前，我的过去作品显得多么的软弱，失色！”
　　上海巴金文学研究会副秘书长周立民分析道，别有意味的是，巴金在新中第一次公开发出声音，是把自己界定为一个局外者的。在第一次文代会上，巴金说，“我是来学习的”。巴金的单位是作家协会，但是他放弃领工资，他与朋友办的文化生活出版社，终因相互矛盾而退出，另与兄弟办平明出版社。出版社必须公私合营，巴金1952年到的时候，感受到这种气氛，几次写信与萧珊讨论生计问题。他谢绝了工资，也许是希望自己能保持一个单纯文人的。
　　但是丁玲向他发难了。这位以《沙菲女士的日记》而闻名于上世纪20年代末上海文坛的女作家，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担任文艺处处长、作协党组兼副，她有意识地清理巴金、冰心等当时年轻人十分喜爱的作家作品的影响。
　　书斋已经不再是可以逃避的地方了，巴金于是必须从他希望的中走出来。巴金对自身和作品的信心被急风暴雨般的运动逐步打击。在全国文联组织的“朝鲜战地访问团”赴朝之前，他在家书中表现出分外想家。巴金研究者李辉提到，巴金当时其实并不像其他者那样热情高涨，对于前景，他的内心惶惑不安。在给萧珊的家信中，他屡次提到对家的分外留恋，“我的确想家，我真不愿意离开‘家’，离开你们。我一生一直在跟我自己战斗。我是一个最大的温情主义者，我对什么地方都留恋。我最愿意待在一个地方，可是我却到处跑过了。我最愿意安安稳稳地在上海工作，可是我却要放弃一切到朝鲜去。我知道我有相当深的惰性，所以我努力跟我自己战斗，想使自己成为一个更有用的人”。
　　很快，巴金责无旁贷写起了的文章，《大欢乐的日子》、《团圆》（即后来被改编成的《英雄儿女》），热烈的赞美与，是巴金创作世界和平题材作品的一个特色。他觉得新社会对主义的宣传，没有失业，没有痛苦，也让他地激动。巴金是要写作，但他不要求，不以活动家为自己的目标。而研究者周立民分析说，读巴金写朝鲜战场的文章，除了万丈热情外，却找不到他自己的身影，这也是“换笔”后的巴金比较重要的变化。过去巴金在文章中敞开，显得坦诚真挚，可是现在的他总是吞吞吐吐，好像尽量不触及自己的内心世界。及至到了“”中，人们不得不说的话、做的，追求说真话的巴金，陷入了上的极大痛苦。当他再次能敞开写作，是在“”结束后。晚年巴金在《随想录》里剖析的，也正是这种在时局的下“由人变兽”的悲哀。
　　《收获》的
　　文学始终是巴金表达和实现社会理想的承载物。1957年，章靳以拉着好友巴金一起创办《收获》，在“双百方针”的指导下创刊的大型文学刊物让文学界激动不已。作为章靳以的学生，从1957年《收获》创刊开始就任编辑的彭新琪记得，“章靳以开会的时候踌躇满志地告诉我们，《收获》与哪些名作家在通信，联系稿子的事情，也提倡发掘新人，希望作品先在刊物发表，听读者意见，然后反馈给作者，改了之后再出书，达到读者和作者的双重收获”。
　　巴金多是被外向的章靳以拉着给予工作帮助，他对并无太大兴趣，只希望用写作反映生活、表达理想。“他们都是对人特别真诚的人，那时有不知名的年轻作者上门来，有的诉说自己的困难，他们都会送钱给人家。”赵长天感慨，巴金这样接受“五四”思想影响的文人，内心有着非常深刻的和平等的思想。巴金一直说读者是自己的衣食父母，不管对待读者还是年轻作者，都非常平等宽厚。
　　除去主编章靳以和巴金，还有编辑部主任、理论、诗歌等共6个编辑，章靳以赞成“人少好办事，没有人事关系，也没有严密分工”。很快作家们以能在《收获》上发表自己作品为荣，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本专门发表中长篇文学作品的大型刊物。当时《收获》强调作家有自己的风格，编辑不要轻易修改，有意见写信给作家，让作家自己改。而且考虑到作家往往清贫，稿子刚刚上版，就开出稿费了，所以往往刊物出来之前，作家就已经拿到稿费了。
　　可是好景不长，《收获》办到第二期就开始“反右”，就使《收获》大伤元气，有些作品编辑拿到后觉得烫手，因为原因或者新样式，不敢发。迫于形势，第二期又写了一个《写在〈收获〉创刊的时候》，表明态度，党的领导，不是化。当时迫于形势，每期要发表哪个作家作品，都得写信到当地党委征求意见，因为一个进步作家很有可能第二天就被看成作家了。于是真正的做不到，往往不是按照文学性来看作品，而是按照性来看作品。
　　而一向为人谦和的巴金，并不是一个温吞的“老”。李致说，年轻时巴金无主义，他的作品被一些评论家，巴金回答评论家的文章措辞非常尖锐，从中能让人感受到他强烈的个性。随着时光的打磨，性情忠厚的巴金很少外露地表达自己的情绪，但并不代表他没有明确的爱憎。
　　中年时的巴金，已经痛苦地感受到文学和作家被的扭曲。在一连串痛苦的思索后，1962年5月，上海第二次文代会，巴金在会上做了《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的讲话。在当时严密的控制下，巴金直言不讳的发言即使在今天看来，也让人惊诧。巴金当众说：“我觉得作为作家，我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我一直把时间花在各种各样的事情，我仍然讲得多，写得少，而且写得很差……我常常责备自己缺乏勇气，责任心不强，但有时我又会替自己辩解，因为像我这样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人并不太少……”这篇发言在当时引起不小的反响，大家都体会到了巴金作为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
　　1979年《收获》复刊，两三年的时间内发行量从10万册跃进到110万册，作为编辑的巴金极力推动一大批年轻作家的新作品。丛维熙《大墙下的红玉兰》、张一弓《李铜钟的故事》、谌容《人到中年》等等，这些在当时引起不小争议的小说，得到了巴金的全力支持。冯骥才、谌容、遥、叶辛、张抗抗、张辛欣、贾平凹、王安忆为代表的一大批年轻作家，通过《收获》了文坛。
　　1962年在家中，巴金兴致勃勃地与儿子对弈
　　家的温暖
　　早年逃离封建家庭的巴金，说过自己“鞭挞的是制度，而不是人”。研究者陈思和向本刊提到，巴金写《家》的时候，最初是在上海一家连载的，“为了适合上海市民的阅读，用的是反思自己家庭的故事，从效果和阅读面上反响很好。但《家》里头的高太爷与巴金的祖父又是很不一样的，巴金晚年提到，其实祖父是相当慈爱善良的”。
　　父母也给了他的爱，巴金三兄弟出生在封建大家庭，他们却从自己的母亲和“下人”那儿学到“爱”。巴金曾说：“我的第一个先生就是我的母亲。……使我认识‘爱’字的就是她。”“她很完满地体现了一个‘爱’字。她使我知道的温暖；她使我知道爱与被爱的幸福。”内心感情丰富的巴金，等到自己有了家庭之后，对家的眷恋使他甚至不愿意远行。巴金感慨到，自己40岁才结婚，等到有了家庭才知的温暖，原本晚婚是因为深感家的责任重大和温暖。萧珊听到别人转述的这段话时，曾得流泪。
　　巴金年轻时的选择，虽然有对封建家庭的逃离，兄弟亲却满是真情。在追求“和”的过程中，巴金所感受到的亲情既使他怅然也温暖。三兄弟都深受“五四”的，对理想中的新社会充满向往，既喜欢音乐又懂英语。年轻的三哥和巴金逃离出家庭试图为国家的命运去，大哥内心也有着高远的梦想，却必须担负着一大家子的生计。巴金去了上海之后，大哥在信上对巴金说：
　　“弟弟，你对现代社会失之过冷，我对于现代社会失之过热，所以我们俩都不是合于现代社会的。现代社会所需要的是的心情，无价的黄金，这两项都是我俩所不要的，不喜的。我俩的外表各是各的，但是志向却是同的。但是，我俩究竟如何呢？（在你的《》的序言，你说得有我俩的异同，但是我俩对于人类的爱是很坚的。）其实呢，我两个没娘没的孩子，各秉着他父母给他的一点，向前乱碰罢了。但是结果究竟如何呢？只好听吩咐罢了。冷与热又有什么区别呢？”
　　面对旧社会，大哥处处委曲求全，走投无。巴金把大哥当成“家”。“在故乡的家里还有我们的大哥。他爱我们，我们也爱他。他是我们和那个‘家’的唯一的连锁。他常常把我们的心拉出去又送回来。每个星期他至少有一封信来，我们至少也有一封信寄去。那些可祝福的我们的心不知跑了多少程。”
　　三哥李尧林只比巴金大一岁，两人住在一个屋子里长大。燕京大学毕业以后，在天津南开中学教英语。他深受学生爱戴，作家黄裳、戏剧家黄江等，至今对他充满深情。1931年大哥以后，全家十一人的生活重担落在三哥的肩上。他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他担心不能给未来的妻子带来幸福，甚至没有结婚。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离开天津到了上海，靠翻译维持最低的生活。好不容易抗战胜利，却因贫病交加，在1945年逝世，年仅42岁。巴金说三哥像“一根火柴，给一些人带来光与热，自己却地毁去”。晚年巴金多次对李致说，他们三兄弟的共同之处，都是愿意多为别人着想，多付出一点。与自己抱有同样理想的大哥和三哥，早早离开了，巴金说他希望他们不要被人忘记。垂垂老矣的巴金内心里，没有忘却早年追寻的社会理想，大哥和三哥未竟的心愿，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他必须承担的。101岁的巴金，仍旧是那个践行讲真话的人、期望社会大同的理想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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