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消失的人生- 薛 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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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约在三十年前，我大学刚刚毕业到供职，突发奇想创办了一个《对话录》的专栏，从《晚报》开始，后来转到刚创刊的《文汇读书周报》上。内容无非是采访京城文化界的，在当时的报刊中还算开创了一个思想采访的栏目。因为这段经历，我采访了梁漱溟、冯友兰、贺麟、王力、金克木、季羡林、费孝通、吴冠中、李泽厚、刘心武等等名硕，骑车不知道把转了多少遍。当时条件差，大部分家庭尚无电话，不管是谁，基本都是设法找到地址就去敲门，能谈就坐下来谈，不能谈就再约。干了一年多，专栏有了些规模，有位的朋友提醒我：“你把半个城的文化名士的家都跑遍了，难得这样好的机会，为什么不趁机和每位都留影作为纪念呢？日后摆出来，多辉煌呀！”这里需要提醒大家：当时相机也不普及，不发，个人难得有。但这位朋友知道我家有架苏联的老相机，还相当好使。在他看来，我确实是什么便利都占了，却不知道利用，实在可惜！
　　其实，我也觉得朋友的有理。但是，临出门总是想不起带相机。拜访这些人，心思全想着怎么和人家对话，哪里顾得上拍照？我觉得，能有机会和自己喜欢的人长谈，才是最为难得的机会。至今我还记得金克木无情地嘲弄我对权威的：“我们年轻时和你们不一样。脑子里有什么问题，就自己去看书，去想，寻求答案，还不知天高地厚地写文章、放炮。看看你，年纪轻轻，怎么有问题要毕恭毕敬地跑到我这个随时准备进八宝山的老头这里来求教？”这里不乏自谦和自嘲，但他也确实看准了我没出息的软肋：缺乏思考的基本信心。这话在我脑子里盘旋了多少年，后来导致我放弃记者生涯，转入研究，阴差阳错地走到今天。
　　最近在《纽约时报》上看到一篇文章，开篇讲的是一段类似的事情，但用的是不同的角度。作者有位朋友是喜剧演员，在街头经常成为追星族们的目标。大家纷纷拿着手机要拍照。他对自己的粉丝相当客气，但和粉丝合影，而是要和粉丝们攀谈：你的音乐口味、对我的哪段小品喜欢、有什么意见，等等。粉丝们的狂热劲儿一下子褪去许多，谈不出所以然来，最后带着没有和名人的手机失望地离去。
　　为什么大家对用记录自己的生活如此着魔？因为的下一步是分享。套用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句式，就是“我分享，所以我存在”。不记录自己的生活、并把这种记录分享，似乎就是没有生活过。其实，这种通过记录下来的，并不是生活，而是生活的停顿。大家在那一刻都忘掉正在从事的活动、对着手机“冷冻”成形，中国人还特喜欢伸手打个V字。于是，大家不停地、传送分享。这些活动，不仅在教室、会议中进行，甚至到剧场、餐桌、葬礼，甚至夫妻情侣上了床也各忙各的短信。可见，如同病毒，不仅孩子，也袭击。
　　一篇宏文，不可能用一个长长的句子写成，中间不免充满了句号。我们的生活中，也有着各种各样的停顿，人们用以庆贺自己走过的历程。但是，只有句号、没有文字，就成不了文章。只有停顿中的庆贺，没有真实的历程，则不成其为人生。回想一下三十年前的记者生涯，我后悔的不是没有留下照片，而是没有充分的谈话。比如，当我看到有人整理出史式的梁漱溟时，首先的是：为什么我忘记了这一工作？再说远一点，苏格拉底上街，是和人们论道，由此留下的智慧，两千多年来依然让人类受用不尽。如今人们上街，拿着手机随处，所的，则是的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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