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遇美国教育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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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造纸房子，观察蚂蚁，从小学开始，美国老师就让孩子动手、动脑。进了中学，美国老师甚至让学生去参与研究城市灯光布局的市政项目。美国学校培养学生的着眼点不是前人已经找到的答案，而是孩子们进行全新创造的能力。
　　当我看到我的儿子一进美国小学就开始上“讲话”课，接受表白和张扬自己的训练时，心里就隐隐感到几分不安。
　　这是什么训练啊！让孩子在全班同学面前表白自己有什么优点，有什么与众不同的特长，有什么了不起之处。这与我们中国人要谦虚为人，要谨慎从事，要缩首敛翼，要知深知浅的教育，大相径庭！我真怕儿子在这种吹牛训练中变得洗脸盆里扎猛子———不知深浅。
　　可我有什么办法呢？这是人家美国学校的课程啊，于是只好等儿子回家后给他“消毒”，告诉他什么叫“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什么叫“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什么叫“虚怀若谷”和“海纳百川”。
　　儿子进了中学以后，干脆在专门的课程上训练起演讲能力了。这可不只是说自己有什么优点，更要说自己的宏图大志，说自己的远大抱负，说自己的意愿实现之后对国家、乃至对人类文明的推进作用。这就难免让咱们中国人觉得是有点云中说梦，甚至胡说带八道了。
　　想想咱们中国人“脚踏实地”、“只事耕耘”这些古训，我真是担心在美国这样的教育下孩子会变得夸夸其谈，好高骛远，眼高手低，终无大用。
　　我很委婉地向美国老师道出了我的忧虑。老师向我解释说：“学校让孩子自我伸张，自我表现，是为了让孩子有与人交往的能力，人要相互沟通，相互交流，才能相互了解，才能和谐共处，才能携手共事。不能顺利地与人交流，是产生误解、产生矛盾，甚至是发生冲突的重要原因！”
　　我心说，行了，老师，您别说了，我全明白了，因为您说到我的专业里来了，我的大学本科和研究生都是学新闻的，尽管我的兴趣在采访和写作这些新闻实务领域，但是我对传播学的原理也知其一二。您说的道理肯定都对，但是我就是害怕我的儿子变成你们美国人说的“BIGMOUTH”（夸夸其谈的“大嘴”）。
　　老师说：“我们不仅要教会孩子们怎样说，更要教会孩子们怎样做！你不用为此担心。”老师话说得客气，但是神态中可以感到美国佬对我的忧虑的莫名其妙和不屑一顾。
　　几年过去了，我的确看到了美国学校怎样教会孩子们“扎扎实实”地学习，“脚踏实地”地做事，“坚持不懈”地奋斗。
　　儿子上小学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老师留下这样的作业：用纸制作一个你喜爱的房子；写一篇蚂蚁怎样生活的观察报告；写一篇人类怎样发明了汽车的文章。
　　每次，只要作业一下来，孩子就忙活开了，家里就像遭了劫一样，被翻得一片凌乱。他要么找出一大堆过期杂志，画笔剪刀胶水摆满桌子，又是画又是折又是剪又是粘，最后鼓捣出一个不伦不类的庞然大物，得意地告诉我，这是50年后的房子模型。要么就连续几天，放学后和同学到公园去，晚上回来时像个泥猴似的，问他干什么去了，那张小脏脸兴奋得发红：“观察蚂蚁去了！”然后给我看他们写的对蚂蚁行为的观察。要么就是去图书馆，背回来一堆书和录像带，写他的汽车发明史的“论文”。对于作业，儿子总是要兴致勃勃、全身心都投入其中，忙上一段时间。
　　当然，作业不光是手工和玩耍。做一个纸房子可不算完，老师还要让孩子同时提交记录制作过程的文章，特别是制作想法的文字说明；光写一个蚂蚁生活习性的“调研报告”也不行，老师还要让孩子提供“最能反映蚂蚁习性”的三张照片；交上汽车发明史的“论文”，老师会要求孩子同时提交在图书馆查阅图书资料的借阅目录存根。
　　儿子的作业，几乎每一个都是小小的系统工程，孩子非要调动自己的眼耳鼻舌身，非要动用“听说读写做”的综合能力不可。我发现，这些作业不仅让还是小学生的儿子非常有成就感，而且兴趣无穷。儿子提的问题渐渐多起来，想像力也开始丰富起来。
　　有一天，儿子一放学，就火急火燎地非要让我带他去亚利桑那大学的图书馆不可。我正忙着写一篇文章，就和儿子商量：“明天去不行啊？”
　　“不行不行！要找的书太多了！”
　　看着儿子急得红通通的小脸，我觉得奇怪，一个孩子，什么事儿至于这样急赤白脸的？儿子告诉我，历史课的作业多着呢！
　　我要儿子把老师留的作业拿过来，一看，真吃了一惊：这作业的阵势咱们在中国还确实没见过：
　　1.老师让孩子们去图书馆任意寻找10本关于美国历史的著作。
　　2.用自己的语言分别写出这10本著作的内容概要。
　　3.再从每部书中选择你认为你印象最为深刻的描写、论述或者是数据做5张卡片，一共要做50张！卡片上要注明引文出处，包括要注明作者、书名、出版机构、年代和版本。
　　4.这还没完，老师还要求孩子们从书中选择自己认为对美国历史发展进程起到过重要作用的10位人物，对每个人物写上一段几百字的评论。
　　我问儿子，这个作业老师给了多长期限？儿子说四周内要完成。难怪他这么着急，这个“活儿”，就是成年人也得忙活一阵子呢。
　　学校布置的这类作业一般没有“标准答案”，给你一种可以完全任你自由发挥的空间。当然，让你发挥的只是你的思想，你的文字描写，但是对你完成作业的基本方法和投入的工作量是进行严格要求的。
　　我很为美国老师想出的这种作业方式而感慨！我想，孩子对学习的兴趣，他们学习的主动性，他们的想像力和创造力，可能就是在这样的作业中一次一次、一点一滴被开掘出来的。
　　我们中国孩子们面对的作业，更多的可能是课本后面的练习题。我小时候的作业，基本就是默写生字和做那些枯燥的习题。据说现在的孩子简直就是陷在题山题海中了，在这种枯燥的习题中，孩子们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是在模仿前人，复制前人，或者说敬畏前人，而不是俯视前人，思考前人，质疑前人，因此也就难以积蓄起超越前人的力量。
　　美国人有时给人的感觉是有点牛气哄哄，什么都敢怀疑，什么都敢问一个“为什么”。我想可能与他们从小受到的教育有关，没有什么让他们感到畏惧，感到不可“冒犯”。美国的教育鼓励孩子们的挑战精神。孩子进入中学上历史课的时候，老师甚至会问孩子：你认为托马斯。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有什么局限？
　　———托马斯。杰斐逊是什么人哪？他是美国立国的伟人之一，他是美国精神的代表啊！他起草的《独立宣言》不仅被视为美国的立国之基，而且是资本主义最经典的法律文本之一。《独立宣言》被多少西方学者视为是人类高尚道德精神和杰出智慧的结晶啊！
　　然而老师的这一声询问，起码让孩子们去做几件事情：1.好好阅读甚至要研究一下杰斐逊和他起草的美国的立国宣言；2.认真研究一下各种专家学派对杰斐逊的评价；3.调动学生的思考和分析能力。
　　更重要的是老师告诉给孩子们一种理念：你们可以对世间的一切进行质询，进行思考！包括对“神圣”和“权威”的东西进行自己的思考！
　　我在想，鼓励孩子们在思考中质疑权威，可能不仅是在教授一种奇绝的学习方式，而且是在培养一种非常重要的思维品质。理性地看待前人，才能更确切地了解前人的建树，认识前人的价值，看清前人的局限，由此生发的对前人的评价也才能更加客观。
　　儿子为了回答老师的问题，在互联网上找到《独立宣言》的原文和评价《独立宣言》的各种文章，一边阅读，一边作笔记。他感慨地对我说：“托马斯。杰斐逊绝对不是一般人！”我问儿子：“他哪儿不一般啊？”儿子当时就朗诵起《独立宣言》的原文来：“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当任何形式的政府对这些目标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力改变或废除它，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
　　儿子接着感慨道：“不可思议！200多年前的人怎么就能有这样杰出的思想！可能是受到的压迫太深重，才生出了特殊的智慧。”
　　我问他：“你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局限？”
　　儿子说：“我没有发现他的局限，我倒是看到现在人的局限了！”几天后，他把他的作业给我看，题目是《我们今天离托马斯。杰斐逊有多远》，里面充满了现实批判精神。
　　我相信，老师当时对孩子们的提问，绝对不是让孩子们去否定杰斐逊，而是让孩子们解放思想，开动脑筋，打开眼界，活跃思维，在这个过程中更深刻地了解历史上的伟人们建造的宏基伟业，感受这些历史伟人的不同凡响之处，从而激发孩子们为社会、为人类进行全新创造的内心冲动。
　　在完成这种作业的过程中，孩子要阅览比教科书上丰富得多的资料，面对图书馆浩如烟海的书籍资料，孩子们会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教科书的内容太有限了，知识的海洋在小小的课堂之外！
　　孩子在阅读各方专家学者对一个事物不同角度的描述与分析时，不仅会打开眼界和思路，而且会发现，对同一件事情，人们会有完全不同的看法，这个世界就是如此的复杂，每个人的观点可能都有他的道理，因此，孩子们就不会轻易相信什么“绝对权威”，同时也不会随便忽视“一家之言”的价值。
　　老师深刻的用心还在于，让孩子们在完成这个作业的过程中锻炼阅读能力、概括能力、思考能力、写作能力，熟悉学术研究中的资料收集、归纳整理和综合调用的技术。这可能对孩子们的一生都有用。
　　儿子进了中学，老师的要求更严格了。论文中要求引文的数量和参考书的数量，不能少于多少篇文章，多少部著作。你的论文观点如何，没人追究，但你的功夫必须下到，你的研究方法要正确，你要言之有据，注重事实！
　　我想起我参加中国高等院校研究生学位论文评审工作时的情景，在论文评议表的评语栏中，对评审人撰写评语的第一要求，就是要审定论文的观点是否正确。
　　———观点是否正确？逢到这时我就非常作难，论文的观点正确与否应该依据什么标准？是依据我的经验标准，还是依据这个领域的学术权威的经验标准？我想即使是扩张到以人类已有的全部经验为其判断是非的标准，其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难道人类凭借已有经验划定的是非界限是永恒不变的吗？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是实践吗？而实践恰恰是不断更新啊！我们在高级专业人材的培养过程中，在他们面对全新领域进行探索性研究的时候，怎么能对他们的阶段性研究成果进行是与非的评判呢？在我们的高级学术研究领域，我们这样做，是不是在思维观与方法论上犯了一个低级的却是致命的错误？
　　美国学校给孩子的“大型”作业，往往具有这样的特征，一是没有标准答案，让你充分地发挥主观能动性，二是对方法要求严格，训练你观察和解决问题的基本能力，三是实用性，让你去关注生活的实际，让你看到自己努力的成果和价值。这种作业你想偷懒都困难，找不到机会。
　　美国学校在一种表面上轻松、开放、自由的教育过程中，对孩子的基本的学习能力、研究能力、动手能力、观察能力进行训练，对他们的严谨、细致、专心的习性进行培养，让孩子们从小养成尊重事实、注重调查的务实精神。美国老师布置的作业，看上去和玩一样，但是对过程的要求非常细致，孩子几乎不可能偷懒。
　　儿子上高中的时候，老师布置了一个作业，是亚利桑那州图桑市政府的一个市政科研项目。图桑有点像我们中国的云南。一年中晴朗的夜空达到330天以上，因此，美国天文观测台站都云集此地，据说美国全国科研机构的90%的天文望远镜都在这个地区。
　　对天文观测来说，不仅要求空气的澄净，而且对地面的反射光的要求也很严格，越微弱越好。但是图桑又是一个几十万人口的城市。整个城市的夜间公共照明系统的明亮度直接关系着当地居民的切身利益，市民们希望这个城市夜间灯光璀璨。这样一个尖锐的矛盾，让市政府和相关科学工作者都非常头疼，始终找不到一个两全的方案。
　　儿子所在的中学就把这个难题拿回了学校，摆到了学生们面前。
　　儿子和他的同学们组成了一个课题组，在进行了短暂的研究之后，就分别进入了认真的先期准备工作：从互联网上查找相关的资料，在世界范围内去寻找其它城市照明的各种布局结构，公共照明系统的最新技术，把地面照明对天空反射影响降低到最小程度的可行途径。
　　为了这个作业，孩子们走访了当地的城市照明管理机构，用电子信件向世界上一些研究城市照明的专家求教，寻找当今世界上一些最新的公共照明技术。他们也走访了亚利桑那大学天文系一些天文观测机构，与天文学家们一起探讨天文观测所需要的环境条件。
　　这个项目整整做了一个学期又加上一个暑假。最后，他们从照明系统的整体布局，根据不同时段对光源强度的适时调控，灯管、灯罩、防反射装置的配备等等方面，提出了一个图桑市区新型照明系统建设的可行性报告和一组新型照明系统的规划图。
　　儿子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个作业中，忙得脚不沾地。他很得意地告诉我：“这个作业把我们都变成城市照明的专家了！”
　　没过多久，他们的研究报告就受到了市教育部门的嘉奖，在讨论城市照明系统的专门会议上，一群真正的专家们还请批评指正了他们的课题小组去列席旁听。学校就是在这样的活动中，让孩子们知道，一切学习最终都是要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因此，要勤于动手，要勤于思考，要实事求是。
　　谁要是认为美国的开放自由的教育模式，是放纵学生，是让学生们有机会偷懒耍滑、投机取巧，那就错了。美国人的“实用主义”在教育中体现得十分充分，他们也同样要求孩子们吃苦耐劳，刻苦奋斗。美国学校对孩子们高强度思维的训练，对孩子们高强度吃苦精神的训练也是美国教育中的重要内容。当然，这种训练更多地是体现在孩子进入中学时代以后。可能美国人认为，孩子进入中学后，身体已经发育得更加强健，已经有了吃苦耐劳的“本钱”。
　　我的儿子在美国进入中学特别是高中之后，实际上也进入了一个“严酷的时代”，每天功课压力巨大，作业量常在4～5个小时之间。
　　在美国，上大学同样是每个孩子心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儿子也抱着进入美国名牌大学的梦想。为了应付“学习能力考试”，他每天用大量的时间去读世界文学名著和美国文学原著，规定自己每天背诵几十个平时很少用到的单词和短语，要做一大堆千奇百怪的数学难题。
　　“学业能力考试”，这个考试的成绩虽然不是美国孩子能否进入大学的唯一标准，但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有点类似我们的高考。这个考试的成绩，关系到一个孩子能够进入什么样的大学，决定孩子们进入大学后能够得到什么样的资助。美国的一些名牌大学，对这个考试成绩是非常重视的。
　　儿子长期受我们中国父母的教育，对这种关系到他前程的考试更是不敢有丝毫的轻忽。
　　为了应付进入大学前的“学业能力考试”，高中最后一学期，儿子每天只睡5个小时，由于睡眠不足，饭量急剧减少，体重也骤然下降，人一下子瘦下来，以至让从小对他要求甚严的妈妈也心疼起来。我们都劝他不要“竭泽而渔”，不要“杀鸡取卵”，要注意身体。
　　而到这个时候，孩子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已经大体定型了。从小学到中学七年的美国教育中，他已经知道了人的命运是自己掌握的，关键时刻，只能靠自己的努力。七年的美国教育中，他知道了，目标一旦确定，能否持之以衡是能否成功的关键。七年的美国教育已经让他相信，任何成果都要靠脚踏实地的劳动，靠勤奋工作的积累。他知道，他此生都要靠自己的努力去积蓄实力，去攀登理想的山峰。
　　从小学到中学的教育，已经让孩子知道，你可以选择轻松的生活，但是你不可能不劳而获！想买一辆好的山地车，他就要利用暑假去打工挣钱；想把国际象棋下好参加州赛，他就要拼命背记大本的棋谱；想进入学校的管乐队，他就要每天早早起床到旷野里去练习吹黑管。而现在，他面临的是一个更重要的目标———进入大学，这不仅是他独立人生的开端，而且关系着他此生的发展方向，因此，他知道，他必须努力奋斗。这时谁要想阻止他，改变他，已经相当困难。
　　看着孩子不用任何催促日以继夜地学习，我觉得他已经知道了怎样对自己负责。
　　然而，就在孩子临近考试的前两周，我向他端出了我的想法：“休息吧！儿子！你就是考得再好，我看你也不要上哈佛，上斯坦福了！”
　　“为什么？”儿子非常吃惊。他觉得他完全有能力考上美国的一流大学，而且他的全部努力就是为了这个目标。
　　我告诉他：“因为我觉得你的知识基础还不够坚实，你对美国的了解还很有限，你的心理素质还不够坚强，你还经不起真正的挫折和失败。总之，你仍然需要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继续你的知识积累和品格修炼！＂儿子有些不以为然。他觉得他的全部努力有些泡汤的感觉。
　　我继续对他解释说：“凭你的性格，你不能允许自己失败，这样你就会拼命学习，而在我看来，大学时代还不是一个人在学业上最后冲刺的阶段，你提前兴奋有可能会影响你以后对学习的兴趣。此外，一旦你在美国名牌大学顶尖学生群中不能领先，你的自信心会受到重大打击，凭你现在的意志，你还不足以对付这样的逆境。再说，进入名牌大学，你在第一年也很难拿到足够的资助，这也会给家庭带来沉重的负担，凭我对你的了解，这也会给你精神上带来负担。”
　　我说出了我的想法：让儿子进入一个水平较高的美国公立大学，找一个自己喜欢的专业，稳稳当当拿着全程资助，顺利完成大学学业，厚积薄发，再进入美国最好的大学去读研究生，在奠基人生职业最为重要的研究生阶段作最后的拼搏。
　　尽管向美国名校冲击的念头那么强烈，但儿子最终没有好高骛远，还是欣然认同了我的筹划，17岁的时候，拿着我们所在的城市最好的一所中学的前沿成绩，进入了美国公立大学———亚利桑那大学，获得全额奖学金。他在高中时已经修完大学一年级的课程，进入大学后，同时学习计算机和数学两个专业。同学们都说他“疯了”，每个期末，为了应付两个专业的课程考试，他会忙得每天只睡5个小时。
　　我对他说：“你犯得着这样拼命吗？你得劳逸结合。”他很平静地说：“你们过去不是老和我说‘艺多不压身’吗？现在我有精力，多学些本事，以后的生活中的选择机会就多一些。”
　　暑假到了，我让他回中国玩一玩，他说，不行！我要去汽车修理厂打工！我以为他要打工挣钱，就问他，是不是汽车厂挣钱多？儿子说：“主要还不是为了挣钱，是为了彻底了解汽车！在美国生活，汽车是我的腿，我要对它了如指掌！而且要认识一群修车的朋友，真要是有了事情，好有人帮助我！”一个暑假三个月，儿子就在一个汽车修理厂和一群美国小青年摸爬滚打。不仅挣了一笔钱，而且和他的这群修理工朋友一起把他的汽车从头到尾从里到外整修了一遍。那天回家兴奋地说：“看！我的车变成新车了！”那得意的样子就像他当年从大学里得到助教工作时一样。
　　看着儿子为自己的目标去作种种实际的努力，我不禁想起当年怕他变成成夸夸其谈的“BIGMOUTH（大嘴）”的忧虑，也想到了美国老师对我的忧虑不以为然的劝解。我看到了美国教育的力量，他们就是这样不知不觉地塑造了人。
　　从爱护小小的蜂鸟开始，美国小学让孩子们学会了爱。到了中学，同情心和责任感就是美国教育中强制性的要求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究竟应该怎样设计和建造孩子们的精神世界？
　　2002年2月23日下午1点10分，在北京动物园的熊山，人们像往常一样将食品投喂给正在乞食的熊。突然，两只黑熊口吐白沫，倒在地上，来回翻滚，发出“嗷嗷”的惨叫。
　　经诊断，发现两只熊是被酸液烧伤了，其中一只黑熊嘴角滴着白色的唾液，两只前爪不停揉搓紧闭的双眼，发出痛苦的呻吟。
　　用硫酸烧熊的一个21岁的年轻人被现场抓获。这个名叫刘海洋的青年居然是北京清华大学电机系四年级的学生。就是这样一个中国著名高等学府的“天之骄子”，曾经先后两次用火碱和硫酸伤害了北京动物园的5只熊。
　　伤熊事件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人们一时竟难以理解和解释。动物园的工作人员，平均2分钟就要接到一个热心群众的电话，对此事表示愤慨。这一事件引起了全国大多数媒体和社会的极大关注。据说当时网上一片哗然，10天之内，中国最大的一家新闻网站在8天内对这一事件的网评数量达到25000多条，甚至超过了美国9.11事件！
　　同样是2002年。12月21日晚上，杭州西湖的苏堤之上，浙江教育学院二年级大学生周英民与同学洪某正在散步，两人聊天谈起了两性问题，周英民将女友的隐私透露给洪某，洪露出嘲笑的神情。周英民恐洪回校后将隐私透露给其他同学，遂起杀心，趁其不备用随身携带的裁纸刀猛割洪颈部致其倒在血泊之中。
　　周英民逃离现场后担心姓洪的同学不死，途中又返回现场，并利用拾得的绳索将石块绑在洪身上后将其抛入西湖。
　　就是为了怕同学泄露个人秘密这么一个小小的原因，一个大学生就能将自己的同学杀死！
　　近年来，类似新闻不断出现在报纸上：某县实验中学初二五班学生戚恩伙同同学段昌、陈泽将自己的亲生母亲杀死在了家中。杀完妈妈还计划杀爸爸。
　　两年前浙江金华一名叫徐力的高中学生把母亲杀害了。2001年4月，湖南衡阳一名叫李毅（化名）的初三学生毒翻全家。
　　不久前，发生了贵州安顺市两名16岁孪生姐妹为“自由”毒死父母的案件，犯罪动因是中考成绩未上重点高中录取线，害怕父母责骂，于是两人竟决定将父母毒死。她们在煮稀饭时将6瓶鼠药放进稀饭里，其父母食用后发生中毒，并很快死去，她们用被子盖在父母的尸体上，从家中拿走存折及2000余元现金和两部手机，跑到外地玩耍。
　　我们的孩子们究竟怎么了？《中国经济时报》一篇报道刘海洋烧熊事件的文章用了这样一个标题：《是谁“教会”了他残忍？》———是谁教会了孩子们残忍？我不禁在想：我们的教育是不是太注重对孩子们智力的培养了，以致偏离了教育要全面塑造人的灵魂的宗旨？
　　《中国教育报》不久前发表过一篇文章，对我国当前一些大学生思想活跃、志向远大，但却普遍缺乏公德意识提出质疑：教室脏得没法进人，课间没人擦黑板，宿舍水龙头开着，没人动手关一下，图书馆里的书被撕被毁被窃的现象屡屡发生……记者发出这样的感叹：一室不扫，何以扫天下？
　　我们是否考虑过究竟要把孩子培养成一个拥有什么样的道德水准的人？我们是否考虑过为孩子们设计一个行之有效的完整的道德教育体系？我们是否考虑过对孩子们进行道德教育所需要运用的方式和方法？我们是否考虑过当孩子们第一天坐进小学校的教室时，对他们进行的第一次道德教育应该从哪里开始？
　　我查阅了一下我们的《小学生守则》：
　　一、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国……。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二、按时上学，不随便缺课。专心听讲，认真完成作业。
　　三、坚持锻炼身体，积极参加课外活动。
　　四、讲究卫生，服装整洁，不随地吐痰。
　　五、热爱劳动，自己能做的事自己做。
　　六、生活俭朴，爱惜粮食，不挑吃穿，不乱花钱。
　　七、遵守学校纪律，遵守公共秩序。
　　八、尊敬师长，团结同学，对人有礼貌，不骂人，不打架。
　　九、关心集体，爱护公物，拾到东西要交公。
　　十、诚实勇敢，不说谎话，有错就改。
　　对孩子的道德教育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我想应该是爱！人，只有懂得爱，一个人才能善良，才能正直，才能有同情心，才能有责任感。爱心或许是人的一切道德行为的基础。
　　中国的《小学生守则》把“爱”的要求列为十条守则之首，这无疑是重要的。但是，一个刚刚进入小学的6岁孩子，面对“祖国”和“人民”这样抽象的概念，会有什么感觉呢？
　　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问过我的老师：“什么是祖国？”老师随口说：“就是你从小长大的地方。”我疑疑惑惑地想：我从小是在邮电学院大院里长大的，这里就是我的祖国吗？当然老师还有不少随后的解释，但是，我真是听不懂，直到现在也记不起来老师还说了什么。
　　后来长大了，知道祖国不仅是从小长大的地方而且是我们祖祖辈辈生长繁衍的地方。再后来当了记者，足迹开始延伸至大江南北，才知道祖国的辽阔和壮美，才理解了祖国和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深刻关系。
　　然而真正理解“祖国”这个词的含义，还是我到了美国之后。那时，我已过中年。身处异国他乡，我深深感受到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那片土地对我的心灵是一种何等的召唤、何等的支撑。它让你魂牵梦系，时刻都会左右你的喜怒哀乐。只有当我的双脚离开了祖国的大地时，我才会深切感受到与祖国之间血浓于水的不可分割联系。
　　当我在美国的高速公路上驾车飞驰，听着车载音响传出“我家住在黄土高坡”的歌声时，会不知不觉泪流满面；当我走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康涅狄格大街上忽然抬头看到中国大使馆门上悬挂的国徽时，我会喉头哽咽，热泪盈眶；在春节聚会上我们中国留学生一起高唱“我的祖国”时，大家心如潮涌泪如雨下……
　　在中国时，我对社会问题会怀有种种批判的冲动，就像眼里揉不得沙子。到了国外，听到谁说中国的坏话，我会从心里生出反感，生出愤怒，生出鄙视。就像是对自己至爱的人，我会严厉批评她的错误，但却容不得别人对她冷言冷语，更容不得别人对她恶言恶语！
　　真的就是到了美国之后，我才更深地明白了祖国的含义，才更清楚地知道了祖国在一个人心中的地位和分量！
　　一个人，要有什么样的人生阅历才能理解祖国的概念啊！更别说一个人要修炼到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境界是如何之难！
　　我们这些“过来人”应该知道，爱是分为层次的。爱父母，爱兄妹，爱家庭是一种爱，爱花草，爱动物，爱大自然是一种爱，爱祖国、爱人民这应该是爱的更高层次了。孩子怎样才能渐渐走到这个层次？
　　我们想一下子让孩子达及这样的境界，似乎显得有些匆忙了，我们似乎忽视了教育的循序渐进的过程，甚至忽略了一个人生长的客观进程，而当我们硬要超越人们认识的客观进程强行实施教育上的跳跃时，我们就会在孩子们的脑海中留下空白。教育的空白只能造成无知。
　　“祖国”、“人民”，这些我们要让孩子们去爱的对象，对于生理和心理都处于只能通过直观感受认知世界的孩子来说，无疑是太抽象了！抽象的东西，对于孩子来说就不容易被认识，就难以知道为什么要去爱它的原因，因此就可能爱不起来。或者嘴上说爱，心里并不知道怎么去爱。
　　我们不如先引导孩子们去爱他们能够看到、能够感受到的具体的对象，比如他们的亲人、老师、同学，甚至他们身边的花草树木、小鸟小狗，让孩子们从珍爱生命开始学习爱。
　　我想，我们目前这种对孩子的道德教育的粗疏方式，与一个进了清华大学并且已经读到四年级的大学生可以在动物园里用硫酸去烧熊，一个进入教育学院已经两年不久就要为人师表去“传道授业解惑”的大学生为了自己的脸面就杀死同学之间不能说没有任何联系。
　　（四）
　　教会孩子们“爱”，是一个点点滴滴、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的工程！
　　美国是信奉基督教的国度，在这个国家中，“爱”被提到至高无上的地位。然而，即便是这样，他们对孩子“爱”的教育，最初也不是通过宣讲圣经入手的。在美国，我注意到，老师会组织孩子们去观察蜂鸟。告诉孩子们蜂鸟是世界上最小的鸟，有许多奇异之处，它的翅膀每秒钟可以扇动50～75次，它每天要吃进相当于自己体重两倍的食物，它从头到脚都长着闪烁异彩的羽毛，头部有细如发丝、闪烁着金属光泽的丝状发羽，颈部有七彩鳞羽，腿上有闪光的旗羽，尾部有曲线优美的尾羽……
　　当孩子们通过望远镜，通过图片资料对蜂鸟发生了极大兴趣的时候，老师就会告诉孩子们，这样小小的生命是多么脆弱！为了让它们和我们人类一样有食物，有住处，我们需要关照它们，于是，老师告诉孩子们，应该爱护野外的花草树木，因为这些野外的每一朵花都可能是蜂鸟的粮仓。当然老师也会告诉孩子们，人类活动已经对蜂鸟造成了威胁，于是就带着孩子们在校园附近的树上安放喂养蜂鸟的一种专用的喂食器。几天后，当孩子们看到向喂食器聚集而来的蜂鸟时，欢呼雀跃，这时老师会不失时机地告诉孩子们，就是因为你们放置的这些喂食器，让蜂鸟有了食物，它们可以更好地生存，可以繁衍后代，炎热的亚利桑那沙漠间也就会有更多的美丽的蜂鸟了。
　　孩子们幼小的心灵就是被这样的故事感动的，他们不仅去听，去看，而且参与其中。孩子最初的爱心，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萌发的。
　　记得儿子10岁我刚刚把他带到美国的时候，他特别喜欢钓鱼。谁没有爱子之心啊，好，给他买渔具，再办理一个全年的钓鱼执照。每天傍晚，带他去湖边钓鱼。
　　可能是因为平日钓鱼的人太少，美国的鱼都特别傻，还没有生出对人类的戒备心。刚刚把鱼饵投入水中，鱼就开始咬钩，摇着线轮一收线，水中的鱼飞也似地追逐着鱼饵，如果把线收得快一些，鱼有时甚至会像飞镖一样蹿出水面。此时，儿子一边收线一边兴奋得大呼小叫不能自已。看着孩子在夕阳映照的湖边一站就是两小时，我的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这么贪玩的孩子可怎么办？他是否知道他在美国要走的路有多漫长，多坎坷？
　　后来我回国工作了，儿子在美国上了中学，我知道他学习用功，于是想方设法督促他多去室外活动。一天，我从互联网上看到美国市场上正在出售一种新的名为“直升机”机动鱼饵，号称可以轻而易举地钓到更大更多的鱼。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儿子，让他去买一个。
　　儿子的反应出乎我的意料：“那鱼可要倒霉了。”接着说：“我已经不钓鱼了。真要把动物杀光，人类在地球上也就成了幽灵。”
　　儿子养了一只小花猫，非常喜欢它。他这只猫的本事可谓了得！有一天竟然将一只小鸟给逮着了，这家伙并不急于把“俘虏”立即处死，而是不断地戏弄它，当儿子发现时，小鸟已是遍体鳞伤了。儿子赶紧将小鸟从猫口中救下，精心地为小鸟做了个窝，然后到互联网上查找有关小鸟种类、习性和喂养的知识，打电话向当地的兽医询问给小鸟治伤的方法，自己跑到药店去给小鸟买药。此时儿子已上大学，学习如此紧张，可是，他坚持护理着这只小鸟，几天后，小鸟的伤渐渐好了，儿子捧着它走进树林，看着它飞向远方。
　　我不知道儿子什么时候接受了美国人普遍拥有的生态保护意识，我相信是美国教育的潜移默化的力量。他们成功地造就着信奉美国价值观念的人。
　　我时常在想，我们的教育能教会我们的孩子面对一只翅膀受伤的小鸟，面对一颗被拦腰砍断的树木，感到震动而不是无动于衷吗？如果在我们对孩子的品德教育中没有设计这样的运行程序，我们就难以企望他们对人类的不幸有足够的敏感，有真切的同情，有肯于为他人、为社会作出奉献的心底的冲动和神圣的责任心。
　　我有一位同学在一所著名大学的新闻学院当老师，教授“采访写作”。她是一个社会责任感很强的人，在课堂上，她满腔热血地向学生们灌输着对社会负责对公众负责的职业新闻精神。有一次，她布置学生去了解下岗工人的状况，没想到一些学生公然拒绝这个作业，甚至毫不掩饰地对她说：“老师，我们对下岗工人没有兴趣。”
　　“为什么？”我的同学感到不可思议。
　　学生说：“他们不是社会的主流人群。”
　　我的同学谈起这件事情的时候，感慨地说：“没有对百姓疾苦的同情心，没有忧国忧民的精神，怎么能当新闻记者！”
　　面对已经进入大学，在思维观念上已经基本成型的青年人，一个大学老师要花费什么样的气力才能改变他们？一个人的同情心和责任感是在大学时代开始培养的吗？我们是否感觉到对孩子们幼年时期的道德教育存在的缺陷？我们是否可以感觉到孩子们精神世界中已经存在的危机？
　　我时常在想，我们的孩子面对弱者，面对苦难者，面对需要帮助的人能够生出真切的同情吗？我们的孩子面对社会的苦难、民间的疾苦能够食不甘味寝不安枕吗？如果他们不能敏感地觉察别人的痛苦，不能觉察社会的苦难，那么还奢谈什么责任，什么奉献？让孩子们在课堂上去背诵和默写“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类的古训还有什么意义？
　　有一次我和北京日报社的副总编辑郑京湘女士聊天，谈到现在的年轻记者的素质，郑京湘感慨地说：“专业技术上的差距还可以通过训练弥补，让人感到难以补救的，是记者职业需要的社会责任感。一个记者，本事大小暂先不说，如果对老百姓的疾苦没有切肤之痛就不好办了。甚至你告诉他了，他还是无动于衷，就说明一种职业品质的缺陷。如果一个年轻记者热衷的是一个事件一夜成名，这怎么能当好记者？我看，大学新闻系的学生应该去当志愿者，去养老院、去社会福利院，为弱势群体服务，为社会公众服务，强化社会责任感的培养。”
　　我心中暗感惊异，这位职业新闻人，面对中国青年道德修养状况的忧虑所寻求的出路，与美国教育青少年的方法竟然不谋而合。我相信，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这之间有深刻的内在关联。
　　在我们的政治教育中，很长时间以来，对“同情心”一般是持批判态度的，我们会把它斥为“小资情调”，认为同情心这种东西与从根本上解放劳苦大众的宏图大志完全不能同日而语。
　　我看过一部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界颇有些影响的著作《马克思主义史》，作者弗兰尼斯基在分析马克思的思想演进历程时提出一个观点，他认为马克思之所以能够走出他的家庭背景而拥抱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是伟大的同情心起了重要的作用。我当研究生的时候，看了马克思早期写的《摩塞尔记者的辩护》这类文章，才知道青年马克思对德国农民悲惨境遇的深切同情怎样推动他百折不挠地去探求世间真理。
　　恩格斯原本是一个工厂主的儿子，然而他也没有承袭父业，同样成为共产主义学说的奠基人，追寻其原因，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我们稍微认真地看一下他撰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本描述早期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悲惨生活景况的著作，我们就能确信这一判断。如果说外国的情况特殊，我们也可以想想我们的前辈，周恩来，邓小平，这不也都是在旁人看来，放着好日子不过非要为穷苦人争天下的人吗？认真看几篇记述他们早期生活的文章，就能知道对劳苦大众的深切同情怎样作用了他们的人生。
　　怎样对孩子进行道德教育，也一直是让美国人大为头痛之事。
　　1999年9月美国《新闻周刊》就“美国教育十大问题”展开过一次调查，这次调查发现26%的美国人认为，青少年道德品质滑坡是美国教育的首要问题，这个比例远远高于其他九个问题，显然，即使是在多元文化环境中的美国，青少年的道德品质教育问题也被置于至关重要的位置。
　　在美国，青少年暴力、吸毒、早孕、盗窃等现象普遍存在。据1999年美国“约瑟夫道德研究所”的一项调查，全美有三分之一的高中生曾携带枪支上学，打群架的中学生人数比十年前增加了一倍，校园内学生开枪射杀师生的暴力惨案有增无减，比1979年增加了一倍。1999年4月20日，科罗拉多州丹佛市两名高中生开枪射击27名师生的悲惨事件给整个美国笼罩阴云。
　　克林顿总统执政时期的美国教育部长赖利十分肯定地断言：“美国在21世纪的成功，取决于青少年良好的文化知识和道德水准。”
　　自1996年起，美国联邦政府每年拨款270万美元，资助全美数十所中小学校创立青少年“品质教育”的样板。美国教育部还专设“蓝带奖”，每年对为青少年品质教育作出杰出贡献的集体（约260多个单位）予以表彰、奖励。各州政府也制定了相关的法律与法规，要求所在地中小学试行“道德品质教育”课程，不少州政府还设立专项经费，培训政府官员、校长和家长，协助推进青少年“品质教育”实验活动。目前，约有20多个州的立法机构颁布了有关法规，规定在基础教育阶段推行青少年“品质教育”课程。
　　为了推进对青少年的道德教育，近10多年来，美国各地建立起一些专门的组织和机构。“重视品质同盟会”和“品质教育联合会”就是其中两个最有影响的青少年道德教育研究机构。前者建于1993年，总部设在加州，约有370多个会员，其中包括全国教育机构、青少年组织、卫生、警察组织等，主要功能是评选“美国青少年品质奖”，举办各类研讨会，建立资料库，出版书刊和教材。后者也创建于1993年，总部设在华盛顿，是一个无党派、非盈利的民间服务机构。它的董事会成员有大公司基金会、地方教育基金会；普林斯顿大学Shapiro、摩托罗拉公司总裁Galvin等社会名流是其顾问委员会成员。它的主要职责是：帮助地方学区和社区开展“品质教育”活动，每年与美国著名教育机构联手举办青少年“品质教育”论坛，评选、表彰“品质教育”活动中的先进学校。
　　美国佬怎样规范青少年的“道德”标准？他们认为孩子们的道德品质修养应该包括些什么样的内容？
　　被视为美国青少年道德教育权威研究机构的美国“重视品质同盟会”，提出了构成青少年“道德品质”的六大支柱理论，这一理论体系已经得到美国国会和几十个州政府的广泛认可。这六大支柱是：信赖、敬重、责任、公平、关怀和公德。美国人把这六大支柱视为能够超越各民族文化、超越不同宗教信仰，每个青少年都应该遵循的道德准则。
　　美国人为孩子们提出的这些道德规范不仅让孩子们知道社会要求他们去做什么，而且让孩子们知道怎样去做。
　　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是社会关系中一件非常难办的事情。处理好这件事情，需要人有高度的修养。我们从小就教育孩子要团结，《小学生守则》就专门提出一条：“团结同学”。然而，什么是团结，怎么才能团结？我不知道每个小学的老师会怎样去教导孩子。比如当孩子不赞成一个同学的看法或者做法时，是应该按照“诚实勇敢”的要求，坚持自己的看法呢？还是应该委曲求全，以维护“团结”呢？这实际上恐怕不只是小学生的道德品行问题，而且是关系到一个人面对复杂社会需要弄清的行为原则。因为在现实社会中，一个人每时每刻恐怕都会面临这样的选择：在面对不同意见的时候，什么情况下应该求同存异？什么情况下应该毫不退让？我们有时对孩子提出的这种空泛的要求，往往会让他们摸不到边际，不知所措。
　　美国佬是怎么做的呢？在美国基础教育的道德要求中，没有空泛地要求孩子们去维护什么“团结”，而是要求孩子们学会相处的艺术，学会“宽容”、学会“倾听别人的意见”，学会“用和平方式处理愤怒与争执”，学会“合作”。
　　在美国，孩子们从进入小学开始，老师就会不断布置一些让同学们合作完成的作业，学生间会组成各种课题小组、合作小组，要么是去制作一个沙盘模型，要么是去完成一个实际观察。在这种作业过程中，孩子会听到同伴的不同意见，会看到同学的不同做法，他们会争执，会冲突，会不愉快，可能也会以他们的方式达成和解，或者可能达不成和解，但是他们最终为了自己的利益（可能是一次作业的分数），而达成妥协，最后向老师提交他们的合作成果。
　　我的儿子上中学的时候，物理老师让他们制作一个复杂的小型风洞模型，儿子和其他三个同学组成了一个合作小组，四个孩子日以继夜地工作，最后终于完成了。交出作业时，儿子满怀兴奋地期待老师的赞扬。
　　然而，他的物理老师并没有赞扬他们的“杰作”，而是这样对孩子们说：“你们的聪明和才能确实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但是你们给我的最大的震惊不是你们做出的这个模型，而是你们在制作这个模型的过程中表现的高质量的合作精神与合作技巧。你们现在制作的是一个太小的模型了，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模型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可能也做不出来。请你们记住，现代科学研究事业对人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与人合作。只有合作，一个人才能汲取更多的营养让自己变得强大，一个事业也才能聚集起更大的力量以获得成功。不会合作的人将一事无成！”
　　我们对孩子进行过这样“联系实际”的道德教育吗？我们的道德教育，很多时候只是提出一个堂而皇之的标准，而没有达及这个标准的目标说明，更缺少达及这个标准的方法指引。我们的孩子们在那种只有标语口号式宣传和倡导的“道德教育”中，学到的东西极其有限，在社会风浪的冲击下，其品德修养也往往显得虚弱无力，最可怕的是，孩子们为达及那个虚渺的“高尚”标准，赢得某种世俗的某种赞扬和某种荣誉，有时甚至会动用手脚，变得虚伪。
　　还是以我们在各种场合都会说到的“团结”为例，我们的教育笼而统之地从小学时代就倡导着孩子们要“团结”。可是，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地面上，口是心非，尔虞我诈，当面是人背后是鬼，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窝儿里斗，暗扎针儿，不都是现实生活中被人们玩得极其娴熟甚至已经到达普及程度的实用技术吗？
　　一个几乎在国际范围内达成“共识”的说法是：中国人，一个人是一条龙，两个人是牛蹄子，三个人就是一堆沙，这究竟是为什么？
　　学校的老师可能会把责任归咎于社会，仰天长叹：是社会教坏了孩子。如果是1949年哪怕是从那时再往后几年的时候说这个话，我们还可以把这个社会的责任推给旧中国。但是，新中国建立已经半个多世纪了。如今社会中占据主流地位的人不都是我们的教育体制教育出来的人吗？现实的教育还能够一干二净地推卸自己的责任吗？
　　我们对孩子的道德教育，多么应该更多一些务实的内容，根据孩子们成长生理和心理特点，从塑造孩子们基本的人格品质开始，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让孩子们走向善良、正直、宽容、负责。
　　美国人认为，人不是天生就具有什么高尚的情操的，高尚的情操需要培养教育，甚至需要长时间的培养教育、陶冶和训练。于是，他们会一边用各种方法“循循善诱”地引导孩子们去追求真善美，同时，也会用一些强制性手段教你去做一个好人。这与我们的“人之初，性本善”的理念似乎有些不同。
　　我的儿子进入高中后，几乎每个周末都要去社区的公共图书馆，不是去看书，而是去义务劳动，帮助整理图书，输入资料，擦桌子，修板凳，打扫卫生，做各种杂事。这不是因为他有多高的思想觉悟，他懒着哪！他去公共图书馆工作，是为了完成学校规定的一个必须完成的“硬性作业”。
　　美国的高中毕业生要想顺利毕业，要想进入大学，必须拥有作为志愿者在社区进行服务性工作的经历，参加这种“义务劳动”的时间要达到规定的标准。一位美国大学的系主任曾经对我说，他录取学生的时候，非常注重“志愿者服务时间”这个指标。他说，一个孩子能否关注他人的命运，关注社会的需要，是这个孩子今后能否有大的造诣的前提条件，不管他研究的是什么专业，他都需要把为人类工作当成目标和动力。
　　我们所在的城市，要求孩子们志愿服务的时间累计要在200小时以上。这个时间长度可不是咬着牙参加一两次我们中国的那种学雷锋做好事的活动就能算数的。要想达到规定的要求，孩子们必须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坚持为自己生活的社区作“奉献”（不管你有私无私）。
　　美国的高中生必须完成这个“作业”。你可以去养老院当清洁工，也可以作残疾人学习的辅导教师，可以给小学校义务修剪花草，也可以给教堂粉刷墙壁。只要你“献爱心作奉献”就行，社区的各个机构都会帮你实现你的“善良愿望”。
　　———你就留心着去找能够当雷锋的地方干活去吧！干了好事，有专门机构为你记录时间，这些记录和评价将和你的学习成绩一起交给你的中学，作为你是否能够成为合格毕业生的标准之一，也将成为你进入大学时的录取标准之一，这就是你的操行评语，是你的人格描述，是你的“政治鉴定”。
　　咱们中国学生毕业的时候，老师给学生写个评语，一般来说全班的学生的评语基本大同小异：“思想上进，乐于助人，谦虚谨慎，学习努力……”这样的鉴定，很多人的档案里都有不少，然而，谁能从这样的鉴定当中看到一个人的真实面貌呢？说美国人不讲宣传，不讲政治，不讲思想改造？那是不了解美国！看看美国总统肯尼迪当年的就职演说：“我的美国同胞们，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问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这种宣传教育不仅仅存在于总统的演说中，在学校，在教会，在社区比比皆是。就连美国电影这种“纯粹娱乐”的东西中，都会毫无例外地宣扬着美国的价值观念，美国的道德标准，美国的理想目标。
　　然而，他们敦促和培养人的社会责任感的根本途径，是让人们去了解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密切关系。让你知道你和社会之间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依存关系。
　　1988年，我第一次去美国的那年夏天，黄石公园着了一场大火。有关部门采取了许多措施，仍然无助于事。大火向着更大的区域蔓延，美国这个最大的国家公园面临毁灭的厄运。
　　专业消防人员已经显得杯水车薪，有关部门不得不发出招募灭火志愿者的通知，每小时的工资是7美元。我记得当时联邦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是每小时3.5美元，我们留学生在中国餐馆打工每小时也能挣到7美元。
　　我所在的亚利桑那大学也贴出了招募志愿者的通告，看着那张通告，我在想，有多少人会去冒着生命危险干这每小时7美元的灭火工作呢？
　　然而，没过三天，又有一个告示贴出来：报名已满。一些想报名的人还没有机会了。
　　对美国人来说，参加志愿灭火队没有任何额外的优惠补助，对于大学生、研究生来说前去灭火还要影响学业，这不仅是时间，也是金钱。
　　然而美国青年人为什么这样“见义勇为”？
　　我问过一个当了灭火志愿者的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你们不是觉得个人利益至高无上吗？而你们去干这样危险的志愿者工作，到底是为什么？”
　　那位朋友毫不掩饰地对我说：“我不了解别人，我还是为自己。我非常爱我的女朋友，我们会结婚，我们都想要孩子。如果黄石公园真的烧毁了，我们、甚至我们的孩子就永远不会再看到这片地球上绝无仅有的美丽的土地。一旦有一天，我们的孩子对我说，我们去黄石公园看看吧。我告诉他，黄石公园在1988年的一场大火中毁灭了。孩子就可能会问我：你们当时在做什么？为什么不去拯救它？我们说什么？所以，我要尽我的力量去保护黄石公园，为我和我所爱的人、为了我们今天还没出生的孩子能够永远看见地球上这个美丽的地方。”
　　我明白了，志愿者们不是在灭火与7美元之间进行选择，而是在为自己的未来甚至是孩子的未来进行选择。
　　接受过完整教育尚且比较正常的美国人大多是这样看待个人利益与社会责任的。他们需要这个社会，依存于这个社会，因此他们能够自觉地爱护它，心甘情愿为它付出。
　　我在想，我们是否向我们的孩子们揭示了他们的切身利益和他们的家庭利益与整个国家命运之间的密切关系？我们是否让孩子们了解了个人、家庭与祖国之间生死与共息息相关的血肉联系？
　　我们的道德教育什么时候摆脱了那种虚无飘渺的纯粹的“精神倡导”，什么时候让孩子们领悟了道德修养与切身利益之间的深刻联系，我们才能锻造出真实而不虚伪、自觉而不造作的高尚灵魂！
　　一个民族何以才能强大？可能它不能丢失的法宝之一就是反省精神。只有在反省中，一个民族才能知其危而得其安，知其亡而得其存，知其衰而得其兴，知其弱而得其强。
　　应该说中国和美国都是重视教育、重视人才的国度。然而我们两个国家对孩子教育所采取的方式却是如此大相径庭，差异之根源或许就在于对人的价值认识不同，对教育的功能认识不同。
　　我注意到，小布什就任美国总统后把教育改革视为他执政第一年内的两项最重要的“内政议程”之一。
　　2002年1月8日，布什签署了一个名为《不让一个孩子落后》（NoChildLeftBehindActof2001）的教育改革法案。这项法案号称是对1965年以来美国实施的《中小学教育法案》进行的最彻底的一次改革。
　　它摆开阵势，要全面提高美国公立中小学的教学质量，它要求从2004~2005学年开始，全国所有三到八年级学生每年必须接受各州政府的阅读和数学统考。所有学校必须在12年内使阅读与数学达标的学生达到100%.各校必须缩短穷人与富人、白人与少数民族学生的分数差距。
　　这个法案颇有些一反美国教育传统的架势，把咱们中国的“统一考试”也给请出来了！但是千万别以为美国是向咱们中国人看齐，要搞“应试教育”。美国这个尊重实用主义的民族只是使用了一个他们的过去未曾普遍使用的方法，他们是要用这个方法去弥补他们教育的缺陷。面对自己的问题、缺陷、失误，他们敢于反省自己，敢于批判自己，敢于对自己实施治疗。这种精神不仅来源于理性，而且来源于自信。
　　在中国近年来呼吁教育改革的滔滔声浪中，我也常常听到这样的声音：我们中国这样的教育方式哪儿不行了？不是也培养出大批人才了吗？不是也出了那么多科学成果吗？
　　的确，我们中国教育不仅培养了各方面的人才，而且创造了很多教育上的奇迹。不过，我们认真想过吗———我们的教育是否着眼于开发每个人的潜能？是否着眼于激发每个受教育者学习的兴趣？是否着眼于帮助每个受教育者对自己建立起足够的自信与自尊？是否着眼于促进人的全面的发展？
　　梅克教授说过的那句话长久以来一直震撼着我：“没有残疾的孩子，只有残疾的教育。”教育不仅深刻地作用着一个人的一生，而且深刻地影响着一个民族的命运。国家间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而人才的培养的关键就是教育。我们这样一个正在全面谋划自己未来前程的民族，是否应该认真审视我们为孩子们提供的教育环境？
　　一个拥有足够智慧的民族，不会凭借看着别人的不足而取得欣慰，更不会借对别人弱点的指责而掩饰自己的缺陷。它不会声嘶力竭地为自己现状的合理性去作辩解，而是会千方百计地汲取其他民族的营养，以壮大自身。
　　如果我们有足够宽阔的心胸，有足够强大的自信，有足够健全的理智，我们就能够平心静气地去研究其他民族的长处，在学习中看清自己的局限。
　　一个民族怎样才能强大，可能它不能丢失的法宝之一就是反省精神。只有在反省中，一个民族才能知其危而得其安，知其亡而得其存，知其衰而得其兴，知其弱而得其强，才能不断修正自己，不断丰富自己，不断完善自己，不断积蓄起自身发展的更大能量。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