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命运与思想者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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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提出
　　在国内学术界，围绕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或“实践的唯物主义”）的争论已持续多年①，表面看来，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称谓更能体现马克思“哲学”性质的问题，但深入地看，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因为在马克思的语境中，“哲学”是要被“消灭”、“终结”的对象，他也未把自己的“新世界观”称之为“新哲学”。这要求我们在马克思的文本、思想自身的逻辑与我们的当代境遇和任务之间，反复进行解释学的对话，以便在这三者之间进行必要的区分和基于这区分的沟通。
　　事实上，在马克思提出“消灭哲学”并转向实践的历史的活动之后，一切“哲学”研究都面临是否还有性与有效性的困难。在海德格尔提出“哲学的终结与思的任务”的命题之后，这一困难就更加明显了。在他们身后仍在进行着“哲学”研究的学者们，是否在做着一些自以为重要实则无谓或完全属于重复性的事情？是否在做着“理论”与“实践”、“知识”与“价值”、“为学”与“为人”两不相干的事情？这是令人焦虑的问题。学术界已就上述难题展开过许多探讨，但是由于问题的某些方面仍然没有被完全敞开，这一探讨的效果就非常有限。事情的严重性我们再一次深入地思考这个难题。我们不妨先从海德格尔的那篇著名论文说起。
　　在题为《哲学的终结和思的任务》的论文中，海德格尔写下了这样一些重要的话语：哲学即形而上学。形而上学着眼于存在，着眼于存在中的存在者之共属一体。综观整个哲学史，柏拉图的思想以有所变化的形态始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形而上学就是柏拉图主义。尼采把他自己的哲学标示为了的柏拉图主义。随着由马克思完成了的对形而上学的，哲学达到了最极端的可能性，哲学进入其终结阶段。至于人们现在还在努力尝试哲学思维，那只不过是谋求获得一种模仿性的复兴及其变种而已。② 我们知道，海德格尔所说的哲学“终结”是“完成”的意思，由哲学所的诸科学不仅从哲学中分离出来而且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这就标示着哲学的完成，即哲学在社会地行动着的人类的科学方式中找到了它的。但他接着就：在哲学展开为诸科学这一意义上的哲学之终结，也必然是对哲学思维已经被置入其中的一切可能性的完全现实化吗？他并不认同。他猜度并期待着某种“预备性”的思想，这种思想既不同于作为形而上学的哲学，也不同于似乎理所当然的知性科学——因为它们恰恰共有着传统的“意识的主体性”（和“实体性”）；而应当是一种超出和非之分别的“”的思想，能够对现在有所“道说”，能够思入“澄明”的“无蔽”。而要达到这种“思的澄明”，海德格尔最后写道：“思想的任务就应该是：放弃对以往关于思的事情的的思。”③
　　对于海德格尔的这篇论文以及论文中提到的“马克思完成了对形而上学的”的观点，学术界已有不少解说和论述，这些解说和论述也都有一定的性。但是，有的学者依然声言并“哲学即形而上学”，这是否有意无意地继续了柏拉图主义？这种继续是否合理？而认为哲学的现代“转向”之后是与科学主义或知识对立的哲学或价值哲学，并且只有这种哲学才持守了哲学的本分并能够解答人生意义问题，难道就真的了引领我们进入澄明之境的思吗？这种“思”与我们往往将其作理的良好“愿望”的区别何在？而当我们争论马克思的“哲学”是原来教科书模式的哲学还是“实践的唯物主义”时，是否了这里的前提性问题，即马克思的“哲学”究竟何义？如果说马克思之后也仍然需要哲学，那么，这是否“只不过是谋求获得一种模仿性的复兴及其变种”，因而已谈不上什么创新和发展？最后，当我们一边在文字上反复论证着“实践”的重要，一边过着理论性的生活甚至心安理得地竞逐着名利时，这是否就是我们所声称的那种“实践”？
　　笔者认为，我们对上述问题并没有给出明确的、令人满意的回答。尤其是对于我们所认定的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及其“实践性”和“哲学性”的理解，更是充满了问题：一些人主张实践哲学是实践“本体”论，却纠缠于“实践本体”与“物质本体”的矛盾关系中；另一些人断言实践哲学是实践“方法”论，但始终面临着由方法替代、吞没作为其根据的本体而终将流于主观任意、怎么都行的相对主义。如果依照哈贝马斯的说法，实践哲学意味着由原来意识哲学的“意识优位”转向“实践优位”，那么，实践哲学所依据并要表达的是实践的“经验”还是实践的“”或“”？如果是实践经验，那它就不再是哲学；如果是实践的或，那它与意识哲学的“意识”又有什么区别？现在，我们必须从原则高度自己的是：当我们一方面肯定马克思实现了哲学的变革，一劳永逸地消解了哲学的“形而上学”性，而又认定马克思创立了自己的“哲学”时，我们是否真正把握了马克思一再申明的“消灭哲学”、“实现哲学”的思想，弄清了他不再把自己的“新唯物主义”、“唯物主义历史观”称之为“哲学”的用意？从而能够准确地说明“实践哲学”是马克思本人的旨趣之所在，还是思想理论自身的逻辑使然，抑或属于我们身处于其中的历史运动的要求？如果说，哲学家们从来都实践的，他们也只能解释世界，而实践者们哲学的，他们对世界的也难以做到自觉和彻底，那么，“实践哲学”能否充当使双方彼此过渡和扬弃的桥梁？这种哲学所要求于哲学家的又是什么？在马克思毕生努力消除的具有社会功能的“社会分工”在当代乃至未来仍将是一个顽强的社会事实的情势下，“实践哲学”及“实践哲学家”们已然处于什么样的矛盾和困境之中？
　　在解答这些问题之前，还是让我们先回到马克思的文本，首先弄清楚他基于时代及其任务所形成的关于哲学的看法，或如海德格尔所说马克思是如何放弃对以往关于思的事情的“”的。至于在今天应当如何看待和选择马克思的哲学观，那就还要考虑马克思之后历史发展的真实情况与客观需要了。只有从马克思那里真正继承了最具真和最可宝贵的思想而又规避了其局限性，我们作为生活在当代社会的马克思的后学们才能解答“我们应当并能够做什么”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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