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日休闲品读】126“止于至善”的古今之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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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止于至善”是《大学》的三大纲领之一， 是统领《大学》的核心思想。从古至今，对于“止于至善”， 中国各个时代的文人学者作出大量解读。其中，尤以南宋朱熹的解读为要。朱熹认为，“止于至善”是达到事理的极致， 即达到的境地。其实， 朱熹的解读是误读。其观点的产生及其流行， 自有历史原因。 “止于至善”的正解应该是停止， 目的在于止中生慧， 止而生慧， 不断完善 。 “止于至善”的当代在于， 培育优秀的人格， 须以“知止”为前提， 学会适可而止、 恰当取舍。在当今社会， “知止”是修身、 提升素养的基本功夫。
　　《集注朱熹集注》简称“”，是中国古代的思想经典和中华传统文化的代表作之一。《大学》又位居之首，是中国古代思想的主要典籍之一。自从孔子及其编纂《大学》问世以来，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和学者们不断给予解读。其中，要数南宋时期的著名理学家朱熹诠释其思想、挖掘其精髓为最要，不仅受到后人的极力推崇，成为后学著书立说的思想典范，而且影响中国的文化发展、观念进步长久不衰，绵延至今。不过，学术思想的发展永无止境。任何思想大家的观点也不能完全排除瑕疵。局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用当下的认识水平衡量其当时的认知，必当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对于朱熹来说，也不例外。笔者认为，在《章句集注》的《大学章句》中，朱熹解读《大学》提出的“止于至善”一语，其实是误读，并不符合“止于至善”之后相关文字之意，也与原本的有所出入。所以，有必要提出“止于至善”的新解，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给出“止于至善”的当代。
　　《大学》开明义，指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在《大学章句》中，朱熹诠释“止于至善”：“止者，必至于是而不迁之意。至善，则事理当然之极也。”[1]在这里，“止”当“必至”、“不迁”之意，就是必须达到;“于”为虚词，“至善”是事理的极致，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尽善尽美的“尽善”之意。接着，朱熹深入解读：“言明明德、新民，皆当至于至善之地而不迁，盖必其有以尽夫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学之纲领也。”[1]在朱熹看来，这个至善就是。于是，便产生了严重的误读问题。
　　为什么说， 朱熹将 “止于至善” 解释为至善必达是一种误读?因为，中国古代书面语言非常简练。一般来说， 都是一个字表达一个意思， 很少有多余的字，也很少用两个以上的字来表达一个意思。但是，在朱熹这里，“止于至善”只有很简单的两个意思，即“止达到;至善最完善，也就是”。两者连接到一起，组合成为“达到”之意。实际上，这四个字的意思不应该如此简单。应当是，每一个字都代表一个意思。这样才会更加符合古汉语的用词规则。
　　那么，怎样才能正确解读“止于至善”的含义呢?首先离不开《大学》一书对“止”一词的使用。《诗》云：“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这里的“止”当“居住”的意思讲。就是说，京都幅员广阔，方圆千里，许多百姓居住在那里。《诗》云：“缗蛮黄鸟，止于丘隅。”这里的“止”当栖息的意思讲。郑玄注曰：“止，犹自处也”[2]，是居于之意。对于“止于至善”，古代学人也有不同于朱熹的解读。孔颖达说：“在止于至善者，言大学之道在止处于大学之行”[2]，也是停止之意。以上列举“止”的解释，没有一个是“达到”的意思。
　　对于“止”的含义，还可以从字源上作出简要分析。“止”字最早见于甲骨文。《尔雅》将“止”解释为：“止，待也”，即等待，其实也是停止的意思。《说文解字》则解释，“止”曰：“下基也。象草木出，有址，故以止为足。凡止之属皆从止。”[3]“止”是指物的根基，就好比是人的脚。据此，后来的人们才从“足”的本意引申出“停止”、“立定”、“居住”、“栖息”等含义。可见，“止”的一般引申义就是“停止”。在《大学章句》中，朱熹把“止”解释为“达到”，明显了“止”的本意，是穿凿式的解读。
　　对于“止于至善”，为什么朱熹作出如此牵强附会的解读?这可能有两个原因：其一，宋代的语言与春秋时代的语言相比较，已经不那么精炼。朱熹按照宋代的语言模式解读古文，便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其二，朱熹运用《大学》的思想解释自己的理论，故意把“至善”硬性地解释为“”，把本来比较带有人性色彩和柔性特征的孔孟之说，成同“存，灭人欲”的理学完全一致的学说。在明朝之后，朱熹的学说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尽管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都是以朱熹阉割、扭曲五经的某些内容为基础的。因此，朱熹之说得以以的名义立足于社会，俨然成了的正统。
　　“止于至善”是《大学》开篇第一段中的一句话，是关系整个《大学》旨的核心之语。然而，经过朱熹的解读，这句话便成其“存，灭人欲”理论的一个注解，也就间接地把整个《大学》的思想变成其理论的注解。如此一来，朱熹理学就可以以传承正的孔孟之道的面目出现。不过，在当时，朱熹的思想即遭质疑，其后更是遭到不断。陆九渊认为，朱熹教人做的是“支离事业”，没有抓住修身的根本。修身强调的是发明本心和发掘人的良能。清代学者戴震更是朱熹的观压抑人性，是工具。戴震说：“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4]“五四”运动时期，鲁迅等人是“吃人礼教”。其实，的正是朱熹等人所扭曲的思想。
　　既然朱熹存在阉割理论的问题，且当时就有学者予以，其思想又何以影响深远呢?这中间的主因是明朝开国朱元璋推崇朱熹。朱元璋本是一介布衣，当上以后实行文化主义。朱熹是南宋朝代著名学者，与朱元璋同姓。朱熹的理论很适合用作控制人们思想和社会稳定的工具。于是，朱元璋就把朱熹的思想确定为正统。由此，发展出科举考试的内容不能偏离朱熹对的解读，同时有严格的格式，也就是八股文。这样一来，朱熹的思想摇身一变，成为推崇的指导思想。不可否认，在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中间，朱熹著书立说很多，学术水平比较高。但是，他的学说过于偏执，历史的负面影响同样很深。其中，就包括误读“止于至善”，长期学人。因此，需要从传统文化的真出发，重新阐释“止于至善”的内涵。
　　既然朱熹的解读是穿凿的，那么，“止于至善”的真实含义是什么呢?需要恢复“止”的本义，也就是恢复古今使用“止”一词的常识。正如上文指出的，在中国古代，“止”的含义就是停止、停住，而不是“达到”或者“必须达到”。明确这一点，是正确理解“止于至善”的前提。
　　确认“止”的本义是停止，那么，“于至善”是什么意思呢?于，是“在于”， “至”，是“达到”，而“善”，是完善。结合《大学》的下文可见，这种完善来自智慧。值得注意的是，这句话里面的“至”本来就是“达到”的意思，却被朱熹将其同“善”字混合为一个词加以理解。其实，这四个字的意思组合在一起，形成“止于至善”的准确解读就是：停止的目的在于达到完善、获取智慧，并且简结为：止而生慧。
　　对于这个解读，需要结合《大学》里面紧接着的一段话来分析：“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这段话的意思是：知道停止才能安定下来，安定下来之后才能内心平静，内心平静才能泰然安稳，泰然安稳之后才能思虑周详和成熟，思虑周详和成熟之后才能真正有所收获。显然，这里的“止”是停止的意思，“善”是完善、智慧的意思，不应该也不能有别的解读。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古今有造诣的学者阐述相关的问题，也没有使用朱熹的解释，而是把“止”理解为停止。已逝的著名学者南怀瑾根据“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这段话，提出了七证的理论。南怀瑾说，要进入七证：知、止、定、静、安、虑、得。这看似简单的一步，实际上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他认为，“止”的含义是止息思想[5]。
　　中国传统文化向来重视“止”，就是让念头或行为停止下来，使内心安静平和，达到冥想境界，启迪智慧。当然，这里所说的智慧不同于聪明。聪明多指为人处事机敏、有应对的机巧。智慧是指能够彻知人生、洞察本质的能力。聪明只是小智慧，不需要以“止”为起点。但是，获得智慧则需要靠“止”。由此开端而经过入静思等等环节，才能彻悟。
　　在思想中，强调停下来通过反思以获得智慧，实现的提升。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6-1]史料记载，曾子每天要停下来、静下来，自己三件事：一是替别人办事是否尽力，二是交往朋友是否诚信，三是学习知识是否温习。在这样反思中，他不断获取为人处事的智慧。
　　佛家强调“戒定慧”的功夫，首先是从持戒开始的。佛家讲五戒：一不，偷盗，邪淫，妄语，饮酒。所谓“戒”，就是什么不能做，就是要求做到“止”。佛家“戒定慧”和大学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如出一辙。说的都是明确什么不能做、不该做，然后以平定安静心态，进入状态，才能开发和提升智慧。曾经过许多修定的方法，《道论》将之归纳为四十种业处。它们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通过专注单一的目标达到内心的清静。当禅修者进入禅定的状态，心里就不会出现烦恼，不会生起。最后，通过陶冶情操和定力，逐渐获得智慧。想要去除潜伏性的烦恼，就应该培育智慧。唯有通过智慧，才能把烦恼根除。在佛教中，培育定力的方法叫“修止”，培育智慧的方法叫“修观”，培育定力和智慧的方法合称为“止观”。
　　被后人认定为祖师的讲“知足不辱，知止不殆”[7-1]，强调知道停止就不会有。具体来说，做到“止”，就要“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7-2]。还说：“无为而无不为”。所谓“无为”，就是指不做什么，就是“止”。在思想中，强调通过“致虚极、守静笃”而获得“道”，也就是获得大智慧，实现生命的。
　　《周易艮》中的彖辞说：“艮，止也。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艮其止，止其所也。”就是说，不能盲目地一直向前走，而要边走边停。这样才能有的道。正所谓“一张一弛，文武之道”。停止是为了总结经验教训、掌握要领，使自己获得某种才能。
　　其实，止而生慧也是中华传统文化一直传承的思维。的思维是重分析、逻辑和实验，而东方尤其中华的思维是重整体、比直观。思维要求学会冥想，学会。在停下来、静下来的时候，通过冥想去真切地和认识世界。荀子提出“虚壹而静”的认识论，认为“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虚壹而静。心未尝不藏也，然而有所谓虚;心未尝不满也，然而有所谓壹;心未尝不动也，然而有所谓静。”[8]所谓“虚”，就是做到不因已有的知识而妨碍接受新知识;所谓“壹”，就是做到不因认识一事物而妨碍认识另一事物;所谓“静”，就是做到不因幻想、而妨碍正确认识。“虚壹而静，谓之大清明”。做到“虚壹而静”，就达到“大清明”的境界，不再被主观的片面性所，能够完整全面地理解事物、认识事物。当今国家流行印度瑜伽和中国禅修。的人就是通过学习上述功夫，学会如何让念头和行为停止下来，进入冥想状态，以求恢复体能和进入大道智慧的境界。
　　其实，孔孟学说是从人性出发的，引导、强化人的“性善”一面，并且强调为了社会秩序的良好运行而适当人欲。朱熹理学则是“灭人欲”，以适应所谓的“”。这两者之间并不是量的变化，而是质的截然不同。所以，朱熹理学是以之说为其皮，实质是把学说阉割、扭曲而形成的与学说大不相同的另外一套东西。严格说来，自明朝开国之后，真正的地位已经被严重边缘化，其原本的主流地位完全被理学所替代。但是，在中国近现代，人们把中国明朝以后实行文化所出现的许多性的理学的东西，统统归罪于孔孟儒学，特别是让孔子承担了绝大部分的。这是极不公平的。因此，研究和中国的传统文化，应该把孔孟儒学同朱熹理学作出实质上的区别。尤其是不能把朱熹理学看作孔孟儒学发展的新阶段。惟有如此，才能更好地区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
　　在《论语》中，孔子一直君子人格，反对人格。而君子与的差别是什么呢?两者的重要差别之一就是是否“知止”。“君子泰而不骄，骄而不泰”[6-2]。君子心态平和，而不骄傲自大;骄傲自大，而心态不平和。“君子周而不比，比而不周”[6-3]。君子团结而不相互，相互而不团结。“君子和而不同。同而不和”[6-2]。君子和谐共处而不一致，一致而不能和谐共处。通过比较，就会发现，君子的这些特点都是知晓把握言行的度，是“知止”的;而的这些特点都是不知晓把握言行的度，是不“知止”的，言行过分，容易极端。孔子诲人不倦，其目的就是培养“知止”的君子。他强调“中庸之道”。而所谓“中庸”，就是不过分，就是“知止”，就是恰到好处。“知止”如此重要，很多人却没有学会。所以，孔子感叹：“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民鲜久矣。”[6-4]《大学》里讲：“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往，止于信。”[9]这里的“止”也是停止在、居于的意思，当然还引申有之意。不管怎么说，都不是朱熹认为的达到之意。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朱熹理学并不要求处理问题恰到好处，而是按照所谓的“”做到灭人欲。因此，它所要求的结果只能是人的行为出现过度和偏执。对待自己的“人欲”，这样的人可能极端的苛刻和，从而成就所谓的节妇、孝子、的人格;对待别人的“人欲”，这样的人也可能极端的苛刻和，充当“”的冷血卫士。但是，不管是哪一种人，都与孔孟儒学所说的君子不沾边。两者是格格不入的。
　　我们不仅要知道什么时候停止，什么不该做，而且该停止的时候就要果断停止，从而获得事物的完满。如果不知进退，该止不止，就会过犹不及。在当今社会，人们面临的非常多，能够做到果断停止更是人生的一种智慧。止其所止，不仅可以成就自身的完满，还能够促进人生、组织和社会的良性发展。例如，在今天的社会里，某些官员没有做到止其所止、适可而止，而是枉法的不归，不仅断送自己的前途，还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某些企业家没有做到止其所止、适可而止，而是发家之后不可一世、挥霍浪费或者盲目扩张，结局只能是破落、破产的。所以，人生需要止其所止，适可而止。学会取舍才业的长久繁荣、人生的成功。
　　最后，“知止”也是的基本功夫。《大学》提倡修身以“知止”为前提，探求内圣外王之道，优雅自在的生活。人们虽然可以追求外在的名利，但以不过度为限;能够有所不为，但不能被外在的名利所、所扭曲。
　　“止于至善”主张停止，目的是获得智慧。《大学》的精义就在于，在止中生慧，不断完善，不断地应用智慧为社会和谐作出积极贡献。明确“止于至善”的真意， 就要以此为基础而不断践行： 知其所止，学会定位，承担责任;止其所止，适可而止，学会取舍。， 包容平和， 止于至善。止于至善是永无止境的过程，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反思和实践，把修身和提升素养当成一生的必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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