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杭大运河的传奇故事：通惠河的前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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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运河与发生关联，则是隋炀帝在庞大的运河开凿的系统工程中，只是把其中的一条人工河渠——永济渠引到了境内。在郭守敬开凿通惠河之前，因为水源均为含沙量极大的永定河，萧太后(运粮)河、金口河、闸河等时断时续，逐渐淤塞而不足为靠。
　　通惠河
　　京杭大运河遗迹
　　二十余年前，还在昌平阳坊镇当新兵蛋子的时候，偶然沿京密引水渠左岸向马池口方向前行，春雨朦胧中，竟然忘记了少小离家时的乡愁：河道宽阔笔直，水面平缓舒展，两岸树木高大茂密，堤上树苗幼枝的嫩叶成团成团地泛出鹅黄的光晕，在绿意盎然，细雨氤氲之中，迷迷糊糊间好像自己是一条鱼，顺流而下，俨然是回到了故乡的烟雨江南。
　　二十余年后的2014年6月，中国大运河（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和浙东大运河的总称）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时我才知道，年少时的想象，在元盛时期，从阳坊到杭州泛舟，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
　　中国大运河是中国第46个，也是与相关的第七个世界遗产项目。引以为傲，也确实有引以为傲的资本：世界著名运河诸如北部的基尔运河、巴拿马运河、埃及的苏伊士运河、欧洲的莱茵河-多瑙河运河、美国的伊利运河，就连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法国南运河等从开凿时间和里程上均远不如京杭运河。大运河沿线进入名录与相关的遗产点包括昆明湖及绣漪闸；广源闸、上闸（含万宁桥）、中闸（含东不压桥）、南新仓、平津上闸。与相关的河道包括通惠河段主线，玉河故道，长河；后续列入的遗产点有永通桥（含御制通州石道碑）、通运桥、汇通祠、什刹海、白浮泉。这些至今遗迹尚存的河道、水闸、祠堂、仓库、泉眼，构成了千里大运河的肌理，在曾经的岁月里，浓墨重彩地书写过的历史。而上述遗产点的重中之重当首推通惠河的开凿。因为通惠河的开凿，才使上述遗产点得以成立并逐渐鲜活生动起来。
　　傍晚，从地铁国贸站出来，南行里余，是庆丰公园，也是著名的庆丰闸所在地。站在庆丰桥西望，暮云合璧之中，大都时帆樯蔽云的盛景，明时大通桥的忙碌，清时崇文门税关衙门前的舟来楫往，以至时“二闸泛舟”的闲适仿佛又出现在眼前，大运河的历史便在脑子里逐渐清晰起来。
　　中国的大运河在历史上，大体可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即浙东大运河时期，当时运河的开凿部分在春秋时期的吴国，和关系不大。
　　第二个历史阶段在隋炀帝初期，即隋唐大运河时期。大业四年(公元608年)，炀帝“诏发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隋书炀帝记》）大业六年（610年），又开凿江南运河，至现镇江达杭州，向北则与永济渠相接。（据《志地质矿产水利气象志水利志》）可见，大运河由不同的段落组成，有的是既有的沟渠、河流，有的则是完全由人工开凿，用以连接这些既有的沟渠、河流。大运河与发生关联，则是隋炀帝在庞大的运河开凿的系统工程中，只是把其中的一条人工河渠永济渠引到了境内。
　　然而，这个“境内”是不是在中预示当时的涿郡，会成为帝王之都呢？
　　时间距隋炀帝接通永济渠的时间过去了近700年，终于成为了帝王之都。此时，帝都需要大量的物资，驻扎北部边境军队也需要大量的粮食和其他作战物资，仅靠湾及周边州县的物产和供给，是远远不够的。
　　元世祖忽必烈综合南北方经济发展需要以及对南方实施有效控制等重大因素，于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批准了丞相伯颜的奏折，修建和整治南北运河的各段。于是大运河迎来了她的第三个阶段，即京杭大运河时期。这时，才正式确立了在中国运河体系中的地位。因为，京杭运河意义上的起点或者经济、文化意义上的终点终于正式落户城，当然这和作为首都有着极大的关系。
　　元至元十八年（1281年）从任城（济宁市）至须城（东平县）安山，开通了济州河；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从安山经寿张至临清，开通了会通河；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南自杭州，北至天津，大运河基本贯通。此时，源源不断的物资从南方“漂”到了通州，加上从海运来的数量不菲的漕粮，都统统堆积到了通州，可那时坝河的运输能力少则30万担，多则50万担，其余数百万担物资只能走40余里旱进京。除占用大量的畜力、人力之外，如遇雨季，道泥泞、“驴畜死者不可胜计”，运输效率则更为低下。至此，人们不得不寻找一条合适的水道，来解决这最后四十里的“瓶颈”问题。
　　在郭守敬开凿通惠河之前，因为水源均为含沙量极大的永定河，萧太后(运粮)河、金口河、闸河等时断时续，逐渐淤塞而不足为靠。郭守开的“坝河”的水源来自玉泉水系，虽无泥沙之扰，却也因水量不足，，运量远远不能满足漕运的需求，同样也不足为靠。在巡察了大都的水资源状况和周围地形特点后，郭守敬提出了修建通惠河的规划，总体是扩大上源，引白浮瓮山河入积水潭，经玉河南折，接闸河，打通大都城海子和通州白河的水交通。忽必烈极为重视，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八月，命丞相以下的朝臣全体“亲操畚锸”到开河工地举行了盛大的典礼。元至元三十年（1293年）秋，工程全线竣工，漕船可以从三千里之外的杭州直达“海子”（现积水潭）码头。那时的“海子”堪称烟波浩淼，水天一色，漕船密密麻麻几乎遮蔽了“海子”的水面。从上都归来的忽必烈，看到如此盛况，大喜过望，命名这条人工河道为“通惠河”。
　　元代的通惠河上自昌平县白浮泉，下至通州李二寺（里二泗）河口，全长一百六十四里，大体分为四部分。一是引导温榆河上游诸泉的白浮瓮山河引水工程。起自白浮泉（今昌平区白浮村北，北龙山下）至瓮山泊（今昆明湖）长约六十里。因元末明初几十年间因无人，这条引水渠便完全湮废了。直到今天，驱车穿行于马池口、西闸、上庄、阳坊、亮甲店、冷泉等地，也无任何遗迹可循。倒是突兀地间或出现的几棵大柳树引人遐想。有人抱怨郭守敬开挖的这段河道详情不可考则也情有可原了。二是扩建瓮山泊（今昆明湖）为通惠河的调节水库。瓮山泊在元代又叫七里泊、西湖、西湖景。原来是玉泉山泉水汇聚形成的湖泊。在元初年间郭守敬开玉泉时，就对这个湖泊进行了整治。修通惠河时，在瓮山泊进水口、出水口处都建了水闸，便于对水流形成控制，清乾隆时期又进行了大规模扩建。白浮泉水不再引水后，昆明湖成了通惠河的唯一水源水库。三是在通航河道上修建闸坝工程。元代通惠河自瓮山泊以下，沿今长河入积水潭。然后从今鼓楼南面的万宁桥（俗称后门桥）出，经过东不压桥、北河沿、南河沿，过东南行，经船板胡同、站，出东便门，接闸河至通州入白河（今北运河）。由于地面坡降过陡，水流无法缓流，容易走泄，为了“节水行舟”，元代郭守敬在沿河上下，每10 里设船闸一处，每处设上下闸门两座，上下闸门相距一里多。共建船闸11 处，24 座。通惠河初建，均为木闸，运行十几年后木头较多，漏水严重，影响节水行舟。元至大四年（1311年）开始将木闸改建为砖石闸，泰定四年（1327 年）基本改建完成。但这些漕闸除元末废弃西城闸之外，朝闸、闸、文明闸、魏村闸、庆丰下闸、闸上闸等均于明代废弃，这和明代城墙变化有关，也和上源水流量不足有关。如今只有万寿寺东面的广源闸遗址和平津闸遗址还能依稀看到当年通惠河上这些闸门的建筑样式。如果现在从北河沿起，经口、台基厂二条，再南拐船板胡同骑行，绝少人会想到自己是在运河故道上行走。就是跟原住民打探道儿，问起某闸某闸，他们的脸上也只剩下莫名的惊诧了。四是通惠河与白河衔接工程。为了减少白河对通惠河的影响，元代建通惠河时将河口选在高丽庄里二泗村，而不直接在通州县城入白河。这样做，可以减缓运河的比降，使船队可以从白河直接驶入通惠河。
　　到明代，由于白河河道的变化与通惠河部分河道的淤塞，明代巡仓御史吴仲将漕运码头设在了通州的张家湾，东便门外修大通桥，向北引支流至东直门。通惠河与白河中间建石坝，漕粮需经人工搬运到通惠河的驳船后才可以运入京师。
　　清代，扩大上源，修闸、建坝，多次整治通惠河。至今在植物园曹雪芹故居西侧还可见“河墙烟柳”遗迹，这些石槽宽约半米，这极有可能就是当时收集樱桃沟泉水至昆明湖的“河墙”。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因现代海运和铁兴起，漕运日衰。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贡粮改征纹银，通惠河漕运遂中止，并逐渐成为城市排水河道。
　　以来通惠河还是城的旅船的河道。最著名的是东便门至二闸（即庆丰闸）“泛舟”，成为当时平民最向往的游乐场所。
　　新中国建立后,对通惠河进行多次治理。1958年，在高碑店村建新拦河闸即高碑店闸，1978改建，新闸位于旧闸之北。1993年3月开始，对通惠河进行全面治理。两岸均修建了污水截流管道，污水不再入通惠河。治理中，还对庆丰闸遗址和平津闸遗址进行了文物古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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