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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秋风：陈来在《》总结的中华价值观其实还不够中国 [打印本页]

作者: xmxm76 时间: 2015-3-24 17:02
标题: 秋风：陈来在《》总结的中华价值观其实还不够中国
　　几千年来，中国之所以始终是中国，因为中华价值之持续灌注；虽遭历史沧桑，中国人之所以仍为中国人，端赖中华价值之滋润。过去百余年，中华价值遭到广泛怀疑与严重，导致、文化粗鄙、社会解体、扭曲，今天中国人要成为文明的中国人，只能靠中华价值之自觉。中国要赢得尊敬，界发挥更大导正作用，同样靠中华价值之引领。
　　总之，当中国初步富强而面临文化、社会跃迁之际，从义理上厘清中华价值，是学者的责任。当代儒学研究大家、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教授最近发表的文章《充分认识中华独特价值观——从比较看》（《》2015年3月4日），系统总结中华价值观为四条，提纲挈领，要言不烦。
　　但也许是受比较方法，陈来教授把中华价值观与价值观对立起来。文中列举责任与、义务与、群体与个人、和谐与冲突四对价值，中国居于一端，居于另一端。其结论是，责任先于、义务先于、群体高于个人、和谐高于冲突，构成中华独特价值观。
　　如此概括的中华价值观或许太“独特”了，因而恐怕难以构成一直以来以“允执其中”为思考方式之中国人的价值观。坦率地说，对陈来教授列举的四条价值观，最后一条“和谐高于冲突”，所论的当，其他，则大有可商榷之处。尤其可惜的是，陈来教授未把四条中华价值观通贯起来。
　　生活无限丰富，中华价值观必定可以列举出很多条，而不止陈来教授的四条。但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不管有多少条，其间定有个“一”，规范生命成长，公、私生活各领域的诸多价值，赖此可构成融贯的中华价值观体系。
　　中华价值观之“一”是什么？仁。2014年，陈来教授出版《仁学本体论》，旨在建立一套以仁为本的哲学体系，这是近年儒学研究的重大成就。遗憾的是，陈来教授未能以自己这一洞见统摄中华价值观。
　　生当礼崩乐坏的大转型时代，孔子以布衣身份，立志重建良好秩序，而构造出一个完整的秩序构建规划，以仁为本，以礼为用。仁是义理之核心，也是中国价值之根本。中华价值观多样丰富而又自成体系，且具有可普遍于全人类的普适性，源头正在孔子阐发之仁。
　　仁者何谓也？孔子从未直接下过定义。不为名言所局限，也算中国文化一大特色，但《中庸》中一语简短而颇为准确地了仁之含义：“仁者，人也，亲亲为大。”
　　参照汉儒郑玄注释，“仁者人也”首先确定人之存在之基本事实：人是人。从否定意义上说，人不是物；这包括，人不是动物，“人是高等动物”之类的命题是错误的，人就是人。而且，所有人都同样是人：我是人，其他人也是人。
　　这是讨论与人相关一切问题的基点，由此本源性事实生类第一诫命，此即“仁者人也”第二层含义：具体的人把自己当对待，也把自身之外所有人当对待，当成与自己相同的人对待。从否定的意义上可以这样说：我不把自己当成物，也不把他人当成物。哲人说，人是目的，而不是工具，正是此意。
　　由人就是人、人应把人当对待之天赋诫命，人天赋有敬人、爱人之情。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就是敬；孔子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就是爱。当解释仁的含义时，人们常说“仁者爱人”。但爱只是仁所生发的基本人情之一种，而非全部。仁也生发了敬，敬之重要丝毫不亚于爱，甚至可以说，爱的前提是敬，敬反过来爱，使之保持在恰当程度。何为敬？不把他人当成物、当成工具对待，而当成的、自主的、有的人对待，不之，而尊重之。
　　每个人，只要略加思索，就能体认到仁，并肯定之、接受之。所以《中庸》说“之谓性”，把仁植入每人，仁就是人之本性。所以，行仁，就是“率性”，循着人性而为。率性一点也不难，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仁内在于我，一个人站在我对面，我将其当对待，敬之、爱之，这就是仁了。这有什么难的？其实，就因为有仁，人才是人，才有可能出现文明。
　　那孔子为什么特别强调仁，并说行仁是“任重而道远”？仁之难，难在始终如一，不论什么时候、碰到什么人，都以仁对待。这需要高度的自觉，需要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的功夫，所以难。
　　孔子之道就是这么“极高明而道中庸”：人人都可轻易做到仁，但几乎没有人可以做到完全的仁。但不必气馁：仁就是人之道，人天然在道上，只是，能走多远，看你的自觉和努力程度。
　　由仁之自觉，才有礼义、忠孝节义、孝悌忠信之德。仁是几千年来中国人提升生命、乃至于成贤希圣之大本。而且，仁能。按照陈来教授《仁学本体论》的研究，仁就是孔子阐明的之本体。由仁的自觉，也才有广泛的社会合作，支撑良好的社会、、天下秩序。
　　文化意义上的中国，就起步于对仁的自觉，并以此驱动，形成礼乐文明，尧舜之所以为，而缔造中国，就是因为其有仁的自觉。孔子总结此前文明，点明“仁”这个字，据此构造一整套君子养成之道和社会治理之道，并塑造此后中国。
　　据此可以说，仁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中华价值。中华价值观肯定是由多个价值构成的，但仁必定位于最高阶，仁是中华价值观之总根基。没有仁，其他价值就无以成立。自古以来，中国人在生命存在和人际关系上有鲜明特征，就是因为仁教之化成。今天中国人之所以让人不满意，就是因为大半个世纪以来的仁教欠缺。因此，中国价值，首先要恢复仁教。中国文化，主要仁的价值。以文化人，首先每个人仁的自觉。
　　把握仁这个基础，方能准确认识中华价值观，包括处理陈来教授列举的责任与、义务与、群体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概括地说，依于仁，这三对价值不是对立的。
　　陈来教授说：“中华文化和中华价值观不主张以个人为本，而是强调以群体为本，强调群体在价值上高于个人”。价值观是否以个人为本，值得讨论。显然，在希腊古典城邦时代，根本没有“个体”观念。教倒确实通过消解一切，而带来个人主义，但同时也带来集体主义，在此观念下，每个人被看成同质的，因而可组成紧致的、追求同一目标的实体。陈来先生援引了梁漱溟先生的文化对比研究，而梁漱溟先生强调，人长于团体生活——这一洞见可能出乎很多人的预料。事实上，作为现代性之恶的国家主义、极权主义、计划经济等等，都是集体主义现象，都发源于个人主义观念盛行的。从根本上说，消解人之属性的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实为一枚硬币的两面。
　　关于群、己关系，中华价值观既不是个人主义的，也不是集体主义的，而兼顾个体与，人在个体与多层次的所构成的群体之际，中华价值观在这一点上，无所偏执。
　　陈来教授说：“中华文化和中华价值观是在一个向社群的、连续的同心圆结构中展现的，即个人—家庭—国家—世界—自然，从内向外不断拓展，从而包含多个向度，确认个体对不同层级的社群所负有的责任和义务。”确实如此，但陈来先生在自己的图式中，已把个人排在第一位；陈来先生也把个体视为一圆一圈之中心点。
　　这清楚说明，关于人的思考，不能不从个体出发。天之生人，也是单个生出的。不过，人虽是个别地出生的，却生而在中。《中庸》“仁者人也”之后紧跟着说“亲亲为大”，这句话提醒我们，思考人，不能不注意一个天定事实：谁人不是父母所生？人因为夫妻之伦而生，生而在父子一伦众。而且，哪个父母不亲近子女？哪个子女不亲近父母？仁正是因为这一确凿而普遍的事实而成立的，所以说“亲亲为大”。
　　故人个别地出生，但天然在父母-子女之中。由此向外生长，有兄弟之伦，夫妻之伦、朋友之伦，以及君臣所代表的公共之伦。所有这些由个体组成，没有个别的人，就没有；但是反过来说，没有，也没有人：是人作为人存在的内在属性。
　　需要说明的是，绝不限于熟人，而可一直向外推展，直至人所能形成的最大范围的群体：天下。孔子说过：“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孔子认为，人应当进入尽可能大的群体中，尽人之性，这样才能最充分地尽己之性。
　　当然，在工夫论中，更重视个体的自觉与努力。关系是由一对对个体组成的，怎么让关系变好，从我做起，“为仁有由而由仁乎？”当然是由自己，故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君子求诸己”。事实上，在论说中，君子的社会功能就是合群，联合分散的个体为群。
　　总之，我们可以看到，孔子不走偏锋，而是寻求个体与群体的平衡。《大学》八目以修身为本，“身”就是，修己以成己，成就自己为健全的人。然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成己不是作自了汉，而是尽伦以成己，扮演好自己在各种关系中的角色，成就自己，自然地成就关系中的他人。在这里，个体与群体不是分离的，更不是对立的，而是相关的，并且是正相关的。个体好，则群体好；反过，群体好，个体也好，两个说法都成立。
　　所以，绝不忽略个体，反而是以个体为中心的，但此个体又是在中用力的。我们或许可以造出一个词来描述中国人的观念：个人主义——有学者提出过“人格主义”或“关系个人主义”。
　　个体、家、国、天下，就这样奇妙地构成一个从个体到人类最大范围的群体的连续统。因此，君子从容淡定，退可自守于修身，进可平治天下。这样的价值观曾让现代先贤相当困扰，面对的强力冲击，他们地感受到，中国人是一盘散沙，缺乏国家主义，不能全民一心对外用力。但今日，中国已无危亡之虞，这种修身的自觉与天下主义情怀，何尝不是美德？因此，中国提出和平崛起，是有价值和文明基础的。
　　陈来教授说，“中华价值观强调个人对他人、社群甚至自然界所负有的责任，体现出强烈的责任意识”，诚然。但是，自觉而积极承担自己的责任，并不等于责任先于。相反，是责任的基础，任何可能危害的责任。
　　以大家最熟悉的一句话为例，即孔子所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你进入一家公司，获得某个岗位，当然应尽心尽力地承担岗位要求于自己的责任，这就是“事君以忠”。但这绝不意味着，老板可以地你，老板必须在国家法律、公司规章和商业习惯所划定的范围内指挥你，这就是“使臣以礼”。礼的功能就是员工的，老板不能随意侵害员工。
　　如果老板不这样做呢？主张：君臣以义而合，不合则去。由此命题，我们可以探知理解的君臣关系之预设条件：两人都是人，为增进各自权益而缔结契约。臣进入组织，是下属，但仍是人。老板不能把员工当成物、当成工具对待。为此，君同样需要尽心履行自己责任，这也是忠。如果老板不履行自己的责任，侵害员工权益，这就是“不义”，员工自可辞职离开，也即“去”，经济学所说的“退出权”，这是的切实保障。
　　在陌生人组成的君臣关系中如此，在父子、兄弟、夫妻等中，更是如此。以仁为本的中华价值观确定了关于人的存在的基本准则：人人天生而自主而有，也即人人都是人。几千年来，中国从未出现过古希腊城邦式奴隶制，关于、伦理生活、秩序的讨论，均以人人为前提。仁让每个人有意识，也有的能力。
　　但人人，不等于人人相同。人在关系中有角色之别，比如，父子有别、君臣有别、夫妇有别。每个角色都有相应责任，仁要人尽心履行自己的责任，这就是忠。但他之所以有忠的自觉，恰恰因为他是人，不的奴隶不可能有忠之德。君子强烈的责任意识是成就自己的意识所促成的，忠心尽责，不要他人的干预，自己就在中；同时，自己忠心尽责，也可激励对方忠心尽责，这同样增进自己的。
　　因此，在理解的责任论说时，必须时刻牢记作为主体的个体之、自主、自觉，也即，这是责任的基础。而责任先于之说忽略了这一点，可能产生严重的，有些人，主要是有、有权威的人他人以责任，而罔顾弱者之，其。在看来，离开个体和的责任感是无以成立的，只能通往伦理和的强制，而反对任何强制。仁已经确定了，任何人不应当被不地对待。
　　陈来教授说：“近现代价值观非常强调个利的优先性……个利优先的主张过分强调保障个人的，而忽视促进个人对社会公益的重视，不能正视社会公益与个人利益的冲突，因而对于现代社会健康运行来说弊大于利。”
　　毫无疑问，重视“义”。但是，古语的“义”不等于今人所说之“义务”。义者，宜也。宜有两端，既指我所应为者，也指我所应得者，前者是义务，后者是，两者总是相连的。“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往而不来，非礼也”，往就是应当付出的义务，来就是可以得到的。
　　置于伦理、法律关系中，宜既指我应为者，也指我尽义之对象所应为者，两者同样是相连的。陈来先生援引梁漱溟先生之说：“父义当慈，子义当孝，兄之义友，弟之义恭，夫妇朋友至一切相关之人莫不自然互有应尽之义”。梁先生已清楚指出，这四对关系中人之义是“互有”的。以朋友关系来说：我对朋友信，这是我的义务；我承担这一义务，就给自己生成一个：可以要求朋友对我信。这构成他的义务。他不履行对我的义务，我就可以行使自己的，退出朋友关系，所有人都会认为我的做法是义的。
　　仁从根本上了，一切之义都是相互的，因而义务总是伴随着相应。从未主张过，伦理或法律关系中，一方只尽义务，另一方只享有。向来主张义务与相称：尽多务，享有多大；有多大，尽多务。只不过，在中国，另有语词表述“”之义。
　　晚近以来，一直有人断言，中国人欠缺观念。若果真如此，就很难解释中国社会何以有复杂的契约制度：仅已整理出版的宋元明三代徽州民间契约文书就有二十大厚册。而人们制定契约，不正是为了明晰界定和、义务？
　　之间讲义务也讲，与之间更是如此。清楚认识到，最有可能损害的是，所以向来弱者免受侵害。孔子说“使民以时”，孟子说“恒产”，都是旨在防范，以确保人身安全和产权稳定。历代士大夫努力取消肉刑、，降低税负，同样是为控制，保障。从根本上说，仁政就是保障、增进福利之政。
　　事物均有两端，人的存在、秩序必有两端。但人们经常“攻乎”，也即只执其一端，孔子说“斯害也已”。文明似有此特点，比如在问题上，神、人两分，一度，欧洲人全副身心地信，一切服从；启蒙运动后，则摆到另一端：不，只信人，。在问题，中国人却允执其中，敬天，但不把自己交给天，故有“天人之际”一词。
　　“之际”一词十分精妙，是理解中国的钥匙。不是群体与个体、责任与、义务与 “之间”，而是群体与个体、责任与、义务与 “之际”。“之间”是分离的，“之际”虽然不同但仍相连接。中国人不是只讲，但也不是只讲责任，大体上，两者不分先后，无分轻重。有，才有责任可言；尽责任，旨在和扩展。对任何人来说，义务与都是相互的。人是个体的，但天然在群体中，人在群体生活成就自己，通过成就自己群体。
　　如果说，价值观确有陈来教授所的偏于一端的缺陷，陈来先生的意思似乎是，中华价值观偏于另一端。中、西各执一端，问题来了：这一端能贬低那一端，那一端自然也可以这一端。陈来教授本意是彰显中国价值观的优势，但我执一端的论式让这样的意图落空。
　　当然，陈来教授所说的“优先”、“高于”，或许只是要求，也即，君子的要求。在特定意义上确实主张责任先于、义务先于，这是对君子而言的。“君子喻于义，喻于利”包含的意思是，掌握、在社会领导岗位上的人，应恪尽自己的责任、义务。目的呢？增进的和利益。
　　在这里，、义务的分配确实不均衡。君子是自觉的，有成己之强烈愿望，则在中，首先尽自己之责任、义务，由此而启动人际关系之良性循环，优良社会秩序就是由此形成的。若人人都等他人先做，会陷入经济学所说的“搭便车”难题或“集体行动困境”中。面对社会问题，士君子总是反求诸己，自己尽责，自己践行。
　　但是，君子求诸己绝不意味着君子傻傻地尽责，愚蠢地履行完全不合宜的义务，或在群体中放弃自己的、自主和。而陈来教授的论述，确有可能带来以群体的名义个体、以责任的名义侵害、以义务的名义的风险。但在义理中，君子之所以自觉地尽责、履行义务，恰因为君子的、自主意识更强烈，对和更，并为了和增进和。
　　中国价值观的特征或许可以这样概括：个体的、是底线；但人天然在中，不可于此、停留于此，而应向上提升，关注群体，尽己之责任、义务；然而，这些自觉的努力本身又是为了增进和所有人的、。在每一个人那里，自主而有的生命构筑了自觉之驱动力量，而维持不坠、且向上攀升，通往“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之群体状态。
　　在与责任、与义务、个体与群体之间，允执其中，不偏不倚，寻求平衡，以臻美善，这样的中国价值观体系才合乎仁本之中国。我是人，他人是人。所以，我自尊，同时尊重他人。这样，人与人有别，又相互连接，双向互动：我是个体，但我在群体中；我有，我也尽己之责任；我履行义务，我也享有。由此，我不仅仅通过、成就自己，也通过尽责、尽伦成就他人，共同地“里仁为美”。由此形成的社会不仅是的，而且有生机的，还是美的。
　　向来，中国人既重家，又有天下情怀。只是自十九世纪末起，面对强大的，天下情怀逐渐流失，关于中国价值观的论说也多有扭曲：文化激进主义者说，中国价值观毫无价值；热爱中国文化者说，中、西价值观不同、甚至相反，试图以此中国价值观。这也是文化激进主义者的看法，只是其据此断定：两者的不同是先进、落后之分。情感、判断不同，但共享一个命题：中、西价值观截然不同。
　　很遗憾，陈来先生论说仍在此思想脉络中。问题是，中、社会都由人组成，人都为天所生，价值观上怎么可能截然不同？从中国处境说，当中国文明面临危机时，强调不同，或可自守。今天突出价值观之不同，是否必要？
　　从根本上来说，人就是人，人类必有普适价值。不同族群在其生活经验中均可有所发现，尽管没有一个文明可以地说，自己能得其全部。当然，不同文明的所得有高有低，纵观人类历史，中华文明有显著特征：多，久，大。久、大不必解释，多的意思是多样，中国教、民族、族群、语言、风俗等等极为丰富多样，却能安然共处。文明由价值支撑，中国文明多、久、大的经验事实说明，中国价值观之普遍程度是极高的。
　　具体而言，仁是人类迄今所发现之最为平易、又最为高明的价值，因而是最为普适的人类核心价值。基于仁的中华价值观体系，也即，与责任、与义务、个体与群体的平衡，以及人之间、大大小小的人之间保持和谐，完全有资格成为人类的普适价值。中国人的正在于把这些价值贡献于世界。
　　但从事这一工作，首先要清楚，中、西价值观不是对立的。两者确有不同之处，但这种不同不是表现为，偏于这一端，中国偏于那一端。如果是这样，面对偏于这一端的价值观，偏于另一端的中国价值观不过是个格格不入的他者，两者只能相向而立，而难有交集。如果是这样，界格局中日益重要的中国，只是让这个世界多样一些，却不能让这个世界好一些。
　　本文力图说明，中国价值观的整体结构是，以仁为本，基于允执其中之智慧，中国价值观在个体与群体、与责任、与义务保持平衡。孔子发现、阐明了仁，中国人在漫长历史中大体践行着这一套可普适于全人类的价值体系。
　　这样的价值观体系，中国人若力行不已，若被中国之外更多人接受，可以让世界变得更好一些，此所谓“美美与共”。因此，今日中国人肩负一项不可推卸的普遍历史责任：率先践行这一中国价值观，以向示范，仁以为，允执其中，不偏不倚，与人、于己都更好一些。
　　当然，相对于偏于一端的价值观，力图保持两端平衡的中国价值观或许不够清晰决绝，甚至在学理上要予以清晰表述，难度也颇大，因为今人的头脑已习惯了单线的逻辑推理，而不习惯于多因素平衡中的复杂思考。但是，人的生命、人所能生成之秩序，怎能清晰决绝？中国价值观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其平衡，周全，顾此而不失彼。今日中国学者的责任正是把义理上更为复杂的中国价值观，用明白的言辞表述出来，告诉所有人。
　　当然，中国人应保持心态，以或其他文明的价值观，丰富、深化自己的价值观。其实，而好学，本身也是中国价值观，甚至可以说是其基础。各文明之间双向的、多向的而好学，乃是人类普适价值体系生成之不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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